圭峰宗密大师
圭峰宗密大师(780年~841年),俗名何,名炯,法名密宗,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县)人,唐代僧人,如来第三十九代法孙,华严宗五祖。因常住圭峰兰若,世称圭峰禅师。曾第进士,元和二年(807年)于遂州遇道圆禅师,出家受教。以拯律师受具足戒,文宗大和九年召问佛法大义,赐紫衣为大德。武宗会昌初坐灭于兴福寺塔院。是著名佛教思想家,主张“佛儒一源”,认为“顿悟资于渐修”、“师说符于佛意”。
中文名 | 圭峰宗密 | 职业 | 唐代名僧 |
国籍 | 中国 | 信仰 | 佛教 |
民族 | 汉 | 身份 | 华严宗五祖 |
出生地 | 四川西充 | 弟子 | 玄珪真奥、恢觉智辉、祖印恭泰、仁瑜等 |
出生日期 | 780 | 主要成就 | 被唐文宗赐紫衣,称大德 |
逝世日期 | 841 | 代表作品 | 《华严经纶贯》、《禅源诸诠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 |
何炯少通儒书,元和二年(807),从遂州道圆出家,同年从拯律师受具足戒。道圆授予《华严法界观门》,令往各处参学。元和五年得读澄观所著《华严经疏》,即到长安拜见澄观,此后常随澄观受学。元和十一年春,入终南山智炬寺阅藏三年。长庆元年(821)游清凉山后,回鄠县(今陕西户县),闭关于终南山草堂寺。旋迁丰德寺。其间专事传法、著述。后入草堂寺南圭峰兰若,从事禅诵。大和年中,文宗诏入内殿,问佛法大意,赐紫方袍,敕号大德。朝臣士庶归信者甚多,宰相裴休常从受法要。卒后,唐宣宗追谥定慧禅师。
释宗密(公元780-841年),唐代佛教学者。果州西充(今四川北部),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家富有。他年时代学儒,后于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离家赴考,过遂州(今四川遂宁)大云寺,见到道圆和尚,两人谈话相契,宗密即从其出家。同年受具足戒。有一天,宗密随其他僧众外出受供,得《圆觉经》一部。他读后,有所悟。于是就向道圆陈述所见,得到了道圆的印可。道圆并送他唐杜顺的《华严法界观门》一书,供他学习。
据宋《高僧传》卷六说宗密从四川东下游襄汉(今湖北荆州襄阳一带),在恢觉寺遇到澄规的辩灵峰,峰送他澄观著《严经疏》和《随疏演义钞》。宗密获得此二书后,日夜学习,认为是好书,遂写信在长安的澄观,自称弟子,并陈述自己读了二书的心得体会。澄观回信,表示希望能和他见面。
宗密在襄汉,遇到了荆南张,张称赞他是“传教人也,当宣导于帝都”。后来他到洛阳见到照禅师,照亦说他是“菩萨人也,谁能识之?”最后他到上都(长安)拜见了澄观,观叹曰:“毗卢华藏,能随我游者,其唯汝乎”?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宗密住终南山智炬寺,阅藏三年,并开始写《圆觉经疏》。后来又到长安住兴禅寺。
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宗密朝五台后,回到终南山住草堂寺,后转丰德寺,开始撰写华严方面著作。
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宗密经常被召入内,文宗李昂问他佛法大意,并赐紫方袍、称大德。其时朝臣士庶归仰他的人也很多。宰相裴休,成为他深入堂奥的弟子之一。
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宗密在兴福塔院圆寂,终年六十二岁。唐宣宗追溢定慧惮师。
是年宗密开始习儒学,历10年,《大疏》之自序中宗密自述为“髫专鲁诰”,《大钞》卷1之下又载“七岁乃至十六七岁为儒学”。广泛学习儒学经典,使其对儒学思想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裴休《圭峰碑》和赞宁《宋僧传》都称其“少通儒书”。其间可能参加过科举考试而没有成功,受阻的原因可能和“计吏”有关,故赞宁称其“负俊才而随计吏”。其科举的命运由计吏掌握。宗密具有“好道不好艺”(《遥禀清凉书》)的哲学情怀,对重艺轻道的儒学产生失望之意,感觉到在儒学中,心灵无所归趣,“每觉无归”。
在对儒学感觉无所归趣之时,宗密又自发地转向佛学,历4年,《大疏》本序称“冠讨竺坟”。《遥禀清凉书》称“复傍求释宗”。《大钞》卷1之下称“十八九岁,二十一二之间,素服庄居,听习经论”。接触了佛教的小乘和大乘法相教之类的思想,“余先于大小乘、法相教中发心习学数年。”(《大钞》卷13之下)即指此事。但并没有从佛学中找到所思问题之答案,与习儒阶段一样,“俱溺筌蹄,唯味糟粕”。“无量疑情求决不得。”(同上)“但以学亏极教,悟非圆宗,不造心源,惑情宛在。”(《遥禀清凉书》)
据《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2,是年韩愈作长诗《送僧澄观诗》,诗中云:“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澄观与韩愈交往较深,韩愈又是儒家的杰出代表,而宗密则是澄观的弟子,因着澄观与韩愈的这种交往,宗密对韩愈的思想应有更深的接近和了解。
在习佛也难以解决心中疑惑的情况下,宗密又重新回到儒学,到遂州上正规的义学院,再次准备科举考试,历2年,“二十三又却全功,专于儒学。”(《大钞》卷1之下)“遂州有义学院,大阐儒学,遂投诣进业。”(同上)《景德录》卷13明确称宗密此次习儒是“将赴贡举”。
是年宗密弃儒向佛,“乃至二十五岁过禅门,方出家矣。”(《大钞》卷1之下)基本原因在于道圆禅师到遂州,宗密拜谒之,感到心性相投,“一言之下,心地开通”(《大疏·本序》)。就决定从其出家,归依禅宗。道圆的法系,宗密认为是荷泽一系,“遂州大云寺圆和尚法门,即荷泽之裔也。”(《遥禀清凉书》)
宗密在道圆会下当沙弥时,有过三次重要的经历,一是宗密曾多次向道圆请教平常所思身心因果和色空等问题,道圆给了宗密一部《华严法界观门》,宗密和同道好友多方研习,“同志四人,琢磨数载”(同上)。此是宗密和华严的渊源之始,他从此著中悟得的是融合之理,“净刹秽土,非坏非成,诸佛众生,何起何灭?由是念包三世,同时互促互延;尘与十方,全体相即相入。”
(同上)二是在府吏任灌家得《圆觉经》,宗密从此经中化释许多疑情,“一轴之中,义天朗耀”(《大疏·本序》)。并在此后的几年中,注意搜求有关此经的注疏,先后收集到上都报国寺惟悫法师的《疏》1卷,先天寺悟实禅师的《疏》2卷,荐福寺坚志法师的《疏》4卷,北都藏海寺道诠法师的《疏》3卷。
三是到过一些讲场听习讲法,甚不满意,“历诸讲场,不添己悟。名相繁杂,难契自心。”(《遥禀清凉书》) 通过这些修学及思考,宗密已经解决了人生的根本性的问题,“于始终根本、迷悟升沉道,已绝其疑。”(《大钞》卷13之下》)但是随着研究和思考范围的扩大,还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至于诸差别门,心境本末,修证行位,无量义门,及权实教,犹未通决。”(同上)这些问题成为宗密新的思考点。
和道圆相见并从其出家的年份,裴休记为元和二年(807年),“元和二年印心于圆和尚。”(《圭峰碑》)此年宗密应是28岁,后各种资料均依此说,与宗密的自叙有异。依裴休和后来赞宁的记载,似乎宗密在从道圆出家的当年,就受具外出游方,其实非也,所谓“同志四人,琢磨数载”,是在道圆门下,这些“同志”,也应该是同门的好友,宗密并没有带着他们一起游方。因此,裴休所记的元和二年,就可能是受具的时间。
得《圆觉经》后,宗密将其感悟告诉道圆,道圆建议他外出寻访高僧,“汝行矣,无滞一隅。”(《圭峰传》)
是年宗密从拯律师受具足戒,并外出游方,“此年,进具于拯律师。”(《宋僧传》卷6)拜访的第一个高僧,是活动于四川的益州南印(荆南唯忠,俗姓张),南印给予宗密很高的评价,并鼓励他到首都发展,“传教人也,当盛于帝都。”(《圭峰碑》)宗密接受建议出川,“行诣百城”(《大疏·本序》)。并继续研究《圆觉经》,收寻相关的研究成果,继续思考未有答案的问题。
是年,宗密游方到湖北襄阳,“跋涉江山,至于襄汉。”(《圭峰碑》)襄为襄阳,汉指汉水,汉水在襄阳以下一带称襄河,因此,所言襄汉,即指襄阳。 在襄阳恢觉寺,遇病重卧床数月的华严宗僧灵峰,他对宗密观察了解3天后,将其所藏的《华严经》80卷和澄观所著的《华严经疏》60卷、《华严经疏钞》90卷赠予宗密,未及示法,就圆寂于此寺,“相见三日,才通其情,愿以同声之分经及疏钞,悉蒙授与,议论未周,奄然迁逝。”(《遥禀清凉书》) 宗密立即对这些作品加以研习,“攻《华严》大部,清凉《广疏》,穷本究末。”(《大钞》卷1之下》)心中所有的疑惑,全部释除,“一生余疑,荡如瑕翳,会所习义,于此大通,外境内心,豁然无隔。”(《遥禀清凉书》)具体而言, 宗密开始形成宗教和会的观念,“五周四分,一部之网在纲;六相十玄,三乘之流会海。义则色空同于中道,教则权实融于圆宗,理则体用即寂而性相宛然,智则凡圣混同而因果不坏。显随缘而不变,弘经则理趣周圆;指幻而识真,修观则禅心使旷。荡九会经文,无不契心,由斯可谓契经矣!使一真心地,无不印经,由斯可谓心印矣!是知执三藏文者,诚为失道;局一性义者,犹未圆通。”(同上)由此反观其余各种经论及禅宗、天台等宗,不知和会,不重顿法,不直接指示真灵之心,“每览古今著述,在理或当,所恨不知和会。禅宗、天台,多约止观,美则美矣,且义势展转滋蔓,不直示众生自心行相,虽分明入处,犹历渐次,岂如《问明》释文殊偈,印灵心而心识顿祛?”(同上) 至此,可以总结对宗密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三因素,即荷泽南宗之法、《圆觉经》和华严大法(《华严经》及澄观的疏钞),“吾禅遇南宗,教逢《圆觉》,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一轴之中,义天朗耀。今复得此大法,吾其幸哉!”(《圭峰传》) 是年宗密于襄阳讲澄观的《华严经疏》1遍,“元和五年于襄州初讲一遍。”(《大钞》卷1之下)讲得非常成功。由是,宗密也萌生了从师澄观,皈依华严的想法。
是年宗密到东都洛阳,礼荷泽神会祖师塔,“襄阳讲罢,暂住东都,礼祖师塔。”(《遥禀清凉书》)“元和六年,往东都礼祖塔,驻锡永穆寺。”(《圭峰传》) 得知宗密在洛阳的消息后,在襄阳听宗密讲疏的一些信众又追到洛阳,要求再讲一遍,宗密应允,“六年,于东都再讲。”(《大钞》卷1之下)其中一位叫泰恭的听众听后自断一臂,表达修学华严大法的决心。 是年,宗密在洛阳拜访东京神照,神照称赞说:“菩萨人也,谁能识之?”(《圭峰碑》) 9月13日,宗密在东都洛阳写信给上都长安的澄观,叙述自己的学问生涯和思想变化,表达归宗华严、从师澄观的意愿,并派弟子送上,于10月12日送到澄观手中(《遥禀清凉书》)。 10月某日,澄观给宗密回信,认可其法子的地位(《清凉国师诲答》)。 10月23日,宗密收到信后,回信表达喜极成悲的心情(《裁书再拜》)。 是年底,宗密到长安拜见澄观,澄观称赞宗密:“毗卢花(华)(藏,能随我游者,其汝乎!”(《圭峰碑》)在执弟子礼的最初两年,宗密随侍澄观,不离左右。
是年,宗密开始在京城诸寺讲学,但有疑问时,还随时向澄观请教,“初二年间,昼夜不离,后虽于诸寺讲传,每月长两上听受菩提心戒,乃至无量法门,有疑则往来咨问不绝。”(《大钞》卷1之下)同时大量阅藏,继续对《圆觉经》的研究,“又遍阅藏经,凡所听习、咨询、讨论、披读,一一对详《圆觉》,以求旨趣。”(同上)同时开始扩大社交面。
是年,宗密离长安,到京城南郊的终南山专门写作,整理思想,因为他撰成的第一批作品,是在次年的正月完成的,“至元和十一年正月中,方在终南山智炬寺出科文科之,以为纲领。”(同上)至少在正月之前,就到了此山,因而可以推断为元和十年离京。
在终南山智炬寺撰成《圆觉经科文》和《圆觉经纂要》2卷,在禅界传阅,“元和十一年春,于南山智炬寺下笔科判,及搜检四家疏义,集为两卷,私记检之,以评经文,被于禅学之辈。”(《大钞》卷1之下) 同时在智炬寺大量阅藏,“坐探群籍”(《大疏·本序》)。“宗密比所遇释门中典籍,未有不探讨披览,且终南智炬寺,誓不下山,遍转经藏三年。愿毕,方下山。”(《大钞》卷1之下)智炬寺藏经丰富,宗密发誓不读完这些经,决不下山,这样一读就是3年,所阅经典,无所不包,这次的阅读为其下一步的写作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学问基础。
此年,宗密回到长安,在兴福寺写成《金刚般若经纂要》和《金刚般若经疏钞》各1卷,“元和十四年于兴福寺采集无著、天亲二论,大云等疏,肇公等注,纂其要妙,以释《金刚般若经》也,勒成《疏》一卷,《钞》一卷。”(《大钞》卷1之下) 此年冬,宗密在长安兴福、保寿两寺,根据玄奘所译的《成唯识论》和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的精纯正义,解释世亲的《唯识三十颂》,开始撰写《唯识论疏》。
继续撰写此疏,于是年春天完成《唯识论疏》2卷,“元和十四年冬至十五年春,于上都兴福、保寿等寺,采缀大论、大疏精纯正义,以释三十本颂,勒成两卷,显发彰明唯识宗趣,令人易见诸法唯是自心之义理。”(同上)
在写作的同时,又要化缘,太费心神,是年,宗密又回到终南山中,居草堂寺,“后自觉化缘劳虑,至长庆元年正月,又退在南山草堂寺,绝迹息缘,养神炼智。”(同上)宗密的许多著名作品,就是在此寺完成的。草堂寺也是澄观造疏之寺,澄观曾在此写成《华严经疏》10卷(《宋僧传》卷5),选择此寺,亦有纪念澄观之意。 在回草堂寺之前,宗密还到过五台山,“北游清凉山,回住鄠县草堂寺。”(《景德录》卷13)如果此记载有据,很可能在此时。澄观曾在大历十一年(776年)游五台山,又游峨嵋,再回到五台,居大华严寺(《宋僧传》卷5)。澄观卒于元和十二年左右(汤永彤据《宋僧传》之澄观传考证,见其《隋唐佛教史稿》)宗密这样做,也是有怀念其师之意,也说明汤氏的考证也是有据的。同样的事,宗密做过多次,比如礼荷泽塔,祭双亲墓。
是年,宗密在终南山草堂寺,将以前所撰《圆觉经科文》、《圆觉经纂要》及所收集的诸种《圆觉经》的注疏,对照各种经论,加以进一步的研究,开始撰写《圆觉经大疏》,“二年春,遂取先所制《科文》及两卷《纂要》,兼采数十部经论,数部诸家章疏,课虚扣实,率愚为疏,至三年夏终,方遂终毕。”(《大钞》卷1之下)所参照的经论,涉及面很广,其中包括“《起信》、《唯识》、《宝性》、《佛性》、《中观》(《摄大乘论》自有数本)、《智度》、《瑜伽》”(同上)等如来藏系统和唯识系统的经典。 是年在终南山丰德寺又以《圆觉经大疏》的思想会通《华严经》,撰成《华严纶贯》5卷,“长庆二年,于南山丰德寺以《疏》中关节纶次贯于一部经文,令讲者克意记持经文,经将释于此疏,勒成五卷,题云《华严纶贯》。”(同上)这种会通,是华严禅的集中体现,惜此书已不存。
继续撰写《圆觉经大疏》,并于冬季完成,“长庆二年于草堂寺再修为疏,并开数十段章门,至三年秋冬方得终笔。”(同上) 据续法《圭峰传》分析,《圆觉经大疏钞》13卷也在是年完成,至于《圆觉经略疏》2卷、《圆觉经略疏钞》6卷也许是此年完成,也许稍后。宋僧观复在其《圆觉经钞辨疑误》中说,《略钞》并不是宗密自己一人略出,而有其弟子参预其中,加以刊板添改的问题,因而错处较多。 是年,宗密在丰德寺撰成《四分律疏》3卷,“因遍讨大毗尼藏五部律等,又听《四分》新章,见律文繁广,事数重迭,或是天竺风俗之事,不关此方,传者融于重重句数,致令修持者不知克实要用之处,遂以长庆三年夏于丰德寺因听次,采集律文、疏文行人要行用者,提举纂出,接引道流,勒成三卷。”(同上)此是针对中国佛教的实际状况,将《四分律》有关适合中国僧人有条目纂要举出,以严僧律,也是将教门之律中国化的尝试,极有价值,惜已不存。 对宗密这一年的经历,有人表示怀疑,观复在其《圆觉经钞辨疑误》中说:“岂有身在草堂寺造疏,同时又在丰德寺听《四分》,故作提挈等取?况二年、三年,皆在丰德寺,为造疏之资,又二年、三年,皆在草堂寺造疏,不审何得?”对此,元僧清远在其《圆觉经疏钞随文要解》中的解释很简明,“今谓草堂、丰德,同在一山,有何不可?”所以研习佛教,也应该了解佛教地理学。
据《昌黎先生诗文年谱》,韩愈是年作《原人》。此论对于断定宗密《原人论》写于《大疏》之后有决定意义,因为宗密的《原人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韩愈《原人》所代表的唐代儒家思想而发的。 是年五月,史山人制诚向宗密提出十个问题,宗密在当天就作了回答(《祖堂集》卷6)。
是年9月,宗密开始在圭峰撰写《圆觉经道场修证仪》18卷,于同年冬天完成,“此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五门,并是宗密,大和元年,从九月终一冬,独自初入圭峰,结方丈草屋,自述己心迹,从始至今,迷错之念,而忏、愿等文已,后觉此文亦通一切修行人心,诸便删减偏属己之事,润饰之,以通诸人用之。”(《修证仪》卷8)这是对《四分律疏》所做工作的深化和系统化。
宗密的《大疏》、《大钞》等作品给其带来极大的声誉,是年,唐文宗诏宗密进宫,垂问佛法,赐紫方袍,赐号“大德”,“大和二年庆成节,徵入内殿问法要,赐紫方袍,为大德。”(《圭峰碑》)这使宗密声望益隆,宗密此次在京居留3年内,“中间被追敕入内,住城三年,方却表请归山也。”(《都序》卷1)在此期间,宗密结交了一大批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 与宗密关系最密切的是裴休,应裴休之问,宗密回答了关于禅宗的一些问题,后人整理成文,为《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 宗密与温造相交也较深,温造在太和初年(827年)任尚书右丞,太和四年(830年)任礼部尚书,宗密曾回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而成《答温尚书书》,阐明顿悟渐修之理。
是年,宗密上表,要求归山, 归山之前,可能回过家乡扫墓,与双亲诀别,写下《盂兰盆经疏》2卷,阐述中国佛教的孝论,比较儒之孝和佛之孝的异同,作者标为“充国沙门”。宗密外出游方之前,也可能回家扫墓,但还不可能写疏,因为对三教还没有系统的思考和比较,只有此次学业已成的情形下,才有能撰写此疏。 是年10月,刘禹锡在苏州刺史任上,写下《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诣河南尹白侍郎》一首,“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刘禹锡集》卷29)此诗显示宗密和刘禹锡的极深交往,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宗密对于唐代儒学的了解之深。 宗密终南山中写下一批晚年的著作,总结一生的思考,这些作品包括《华严原人论》、《禅源诸诠集》(《禅藏》)等。
是年,白居易作《赠草堂宗密上人》一首,“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口藏宣传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尽离文字非中道,长住虚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是重高僧。”(《全唐诗》卷454)此诗显示宗密和白居易的交往之深。
《禅源诸诠集都序》可能作于是年或稍后,据《都序》卷1载,宗密“舍众入山,习定均慧,前后息虑,相计十年(云‘前后’者,中间被敕追入内,方却表请归山也)。”“舍众入山“在长庆元年(821年),”敕追入内“在太和二年(828年),这段时间为7年。居京3年,太和五年(831年)归山不出,加3年,应是太和八年(834年),前7后3,相加是10年。这个太和八年是撰写《都序》的最早的年限。以此年为准,可以推断《禅源诸诠集》的大致写作时间,当然要区分序文是在此集之前或之后的情形。
是年宗密好友李训发动甘露门之变,清除宦官,失败后逃到终南山投宗密,宗密欲将其剃度为僧,被手下制止,后李训逃往凤翔,被宦官仇士良追杀。仇以藏奸之罪逮捕宗密,意欲置于死地,宗密表现得很有骨气,亦为宗密赢得声誉。后经中尉鱼恒志调停,宗密得以生还(见《宋僧传》卷6)。
是年1月6日,宗密卒,遗嘱”勿墓,勿塔“(《圭峰碑》)。22日,在圭峰全身供奉,23日火化。唐宣宗谥号”定慧“,”暨宣宗再阐真教,追谥定慧禅师,塔号青莲。“(《景德录》卷13)碑文由裴休撰写。 同年,诗人贾岛作《哭宗密禅师》一首:”鸟道雪岑巅,师亡谁去禅?几尘增灭后,树色改生前。层塔当松吹,残踪傍野泉。唯嗟听经虎,时到坏庵边。”
宗密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有名的学者。他的著作很多。宋《高僧传》卷六作“凡二百许卷”。据统计,他的著述现存的有:《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六卷、〈华严经行愿品疏科》一卷、《注华严放界境门》一卷、〈华严法界观科文〉一卷、《原人论》一卷、《华严心要法门注》一卷、《圆觉经大疏》十二卷、《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十三卷、《圆觉略疏科》一卷、《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十八卷、《金刚经疏论纂要》二卷、《佛说如来盆经疏》二卷、《起信论疏注》四卷、《禅源诸诠集都序》四卷、《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一卷(裴休问,宗密答)。
宗密的学术思想是继承前辈华严学者的性起说。他依《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的理论,在《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卷一中说,一真法界有性起、缘起二门。他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又学《圆觉》、《华严》、阅藏三年,研究《唯识》、《起信》,形成了融禅教于一体的思体系。最后他归宗华严,用而被尊为华严五祖。
宗密的禅教一体的思想,在他的《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表现得尤为清楚。他说:“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性智,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若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又说:“此教说一切众生皆有空寂真心,无始本来自性清净,明明不昧,了了常知”。这里引用的两段话,从思想到语言,都是属于禅宗的。所以宗密虽被尊为华严五祖,但他在弘传华严时,仍以禅宗的思想为主。
宗密在《原人论》中,即批儒、道,但又本末会通,有“三教同源”的倾向。这可能是他用华严圆融无碍的一摄一切,一切摄一的思想看待儒、道二教的。
宗密在判教问题上,提出三教、或五教的主张,与原来法藏的判教亦不相同。所以他虽为华严宗人,但其思想不是华严宗的正统。
师与禅宗传承之关系,有二种说法,即:(一)由荷泽神会次第传予法如、南印、道圆、宗密等之法系。(二)由净众寺神会次第传予南印、道圆、宗密等之法系。今人多采用第二项系谱。
见:(宋高僧传卷六、景德传灯录卷十三、禅宗正脉卷一、佛祖统纪卷二十九、五灯会元卷二、全唐文卷七四三圭峰禅师塔铭并序)
宗密的门人弟子,本来记载在《华严宗佛祖传》中,可惜此书已佚,不过有位杨维中学者曾专门考订了华严宗世袭法谱,题名:唐末五代华严宗的赓(音geng)续新考,在2014年。其中提到《华严宗佛祖传》卷4记载的《贤首宗乘独派传记》,里面有宗密门下三大弟子。
东都(洛阳)永穆寺主玄珪法师,名真奥,字彻辉,五祖传法首。
襄汉恢觉寺灵峰法师徒弟,法名慧炬、改拜宗密,五祖为其赐号智辉,第二嗣。
东都祖塔寺祖印法师,名恭泰,字得心,断臂求法,五祖第三嗣。 [3]
还有《景德传灯录》卷13载,宗密坐灭以后,还有其余弟子活跃在唐武宗时期,譬如:
圭峰温禅师、慈恩寺太恭禅师、兴善寺太锡禅师、万乘寺宗禅师、瑞圣寺觉禅师、化圣寺仁瑜禅师。
《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定序》载: 门人达者甚众,皆明如来知见,而善说法要。或岩穴而息念,或都会而传教,或断臂以酬德,或白衣以沦迹。其余一礼而悟道,终身而守护者,僧尼四众,数千百人。得其氏族,道行可传于后者,纪于别传。
另外,为宗密法师立碑的裴休,是唐宣宗时期的宰相,也可算宗密的俗家弟子,他性喜佛,与华严宗交好的同时,也与禅宗黄檗希运禅师、沩山灵佑禅师交好。
唐文宗时代,富中的太监专权,宗密曾被卷入“甘露之变”的政治斗争中,几乎被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文宗不满太监专权,宰辅李训、郑注等人售承文宗的意旨,伪造“甘露瑞祥”,号召文武百官观看,拟借观看甘露的机会,由埋伏的刀斧手杀死擅权的太监仇士良等人。但是事情败露了,伪遗“甘露瑞祥”之一的李训逃到终南山宗密的寺院中躲避。宗密与李训是朋友,拟为他削发,把他藏起来。但被他的徒弟制止(《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此事被太监仇士良得知后,宗密被逮捕下狱。审讯中,审问人“面数其不告之罪”。要处死他。但是宗密面对死亡的威胁,怡然自得地说:“贫道识训年深,亦知其反叛。然吾本师(指佛)教法,遇苦即救。不爱生命,死固甘心”。不料宗密的这番话,却打动了审讯人的心,免除了他的死罪。宗密生前,常住陕西鄂县圭峰山,故被称为“圭峰大师”。裴休赞叹他是“真如来付嘱之菩萨,众生不请之良友”。由此可见他是实践大乘教义,行菩萨道的人。
宗密初承受菏泽宗禅法,精研《圆觉经》,后又从澄观学《华严经》,故融会教禅,盛倡禅教一致。又因早年学儒,故也主张佛儒一源。他把各家所述禅门义理、源流的文字集录成书,称为《禅源诸诠集》(全书已佚),并作《都序》 4卷,认为“顿悟资于渐修”,“师说符于佛意”。主张一部大藏经论只有三种教,禅门言教亦只有三宗。这三种教是:(一)密意以性说相教;(二)密意破相显性教;(三)显示真心即性教。禅的三宗是:(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绝无寄宗;(三)直显心性宗。并最后总结说:“三教三宗是一味法,故须先约三种佛教证三种禅心,然后禅教双忘,心佛倶寂。倶寂即念念皆佛,无一念而非佛心;双忘即句句皆禅,无一句而非禅教。”
现存主要著述,有《华严经行愿品疏钞》 6卷、《注华严法界观门》1卷、《华严经法界观科文注》1卷、《原人论》1卷、《华严心要法门注》1卷、《圆觉经大疏》12卷、《圆觉经大疏释义钞》13卷、《圆觉经略疏》 4卷、《金刚经疏论纂要》2卷、《佛说盂兰盆经疏》2卷、《起信论注疏》4卷(会入《起信论疏笔削记会阅》)、《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1卷等。
1961年8月,胡适在未完成的遗作,《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中展开详了细繁杂的考证工作,并最终的出结论:“宗密是出于程度府净众寺无相和尚门下神会和尚的一支。他从蜀中出来,到了帝都长安,于元和十一年(816)在终南山智炬寺读经著作,长庆元年(821)又在终南山草堂寺著《圆觉经略疏》,他的才气与学力渐渐受到帝王大臣的敬信,他要依附一个有地位的佛教宗派或禅门的派系,作为他自己的立足根据。”因为成都净众寺和东京菏泽寺都有一名叫神会的和尚,而且但是禅宗的“南宗”取得正统地位,所以宗密就把自己世系从成都净众寺的神会和尚归到“南宗”东京菏泽寺中的神会和尚那里了。
胡适认为宗密自己“存心攀龙附凤”,他给宗密重新考订了真实世系:“弘忍—资州智诜—益州净众寺无相(无相即金和尚)--益州净众寺神会(即‘益州石’,即‘当寺石’)--益州元和圣寿寺南印(俗姓张,从江陵入蜀,故称‘荆南张’)--遂洲道圆(后住益州元和圣寿寺)--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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