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与文殊：悲智双运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 李利安
菩萨
信仰是中国
大乘佛教最基本的外在表现形态。在中国佛教的菩萨信仰当中，四大菩萨出类拔萃，无与伦比。这四大菩萨尽管在学理上是平等无别的，但在实际的信仰理念中，他们却各有所司，各有所长，各自代表了佛教理论尤其是佛教修道理论中最基本的一个方面。而这每一个方面又都与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直接联系在一起。
在四大菩萨当中，观音主悲，是大悲的象征；文殊主智，是大智的化身；地藏主愿，是大愿的典型；普贤主行，是大行的代表。这四个方面都极其重要，在佛教实践中缺一不可。例如，地藏所代表的大愿，这是一切
修行的基本前提。但发了大愿，还得起大行才可。而起大行无非是普度
众生。普度众生既要像观音那样大悲熏心，解救众生眼下的客观现实问题，也要像文殊那样大智高远，解决众生心灵的问题，从而使众生获得永久的终极的快乐。四大菩萨及其所代表的佛教理念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来分析。但有一个基本原则应该非常清楚，即四大菩萨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和谐的、互补的、圆融的。在四大菩萨之中，地藏信仰在民间极其流行，普贤和文殊在正规佛教内部地位崇高，而观音信仰则既在民间广为普及，也在正规佛教内部受到高度重视。观音和地藏在民间广为流行是因为他们与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直接联系，而普贤和文殊在正规佛教和文化界的崇高地位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更能直接地表现佛教的最高理念。
四大菩萨之间的这种复杂而圆融的关系正是中国佛教发展历史和现实情景的一种反映。所以，从历史与现实的高度来宏观地把握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观音与文殊这两大菩萨及其相互关系更具有典型性。观音主悲，文殊主智；悲则救度无边众生，智则证悟无上
菩提。这种既运用悲又运用智的救世策略在佛教中称作“悲智双运”，它是果地菩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因地菩萨长期“福慧双修”的必然结果。悲智双运是中国大乘佛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修道理论，至今依然在佛教实践体系中具有主导性的地位。本文通过观音和文殊这两种菩萨信仰来分析中国大乘佛教“悲智双运”这一理念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希望通过这一分析，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特色和实践趋向，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本质与发展走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它在佛教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佛教修行实践中的价值。
一、悲智双运与人类生活两大领域的连接
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彩。自古以来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对其进行状态描述和类型划分。至今最流行的也是最为浅显的划分法还是将其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大的领域。这种划分应该说最能清晰、直接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本质与现象的各个方面。所以，对人类问题的观察如果能从这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展开，将会更加准确明了，更加易于理解，也可能在理论上更加厚重深刻，在实践上更加富有价值。因为，理论的价值和
生命力甚至是判定其正误的标准永远取决于实践。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宗教都是在对人类现实问题的深刻观察之后所得出的对人类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方案。直面人类的现实问题，这是所有宗教的必然出发点；试图解决人类的现实问题则是所有宗教的必然归宿。所以，宗教学说特别是宗教的修道理论，如果能直接同人类的两大生活领域联系起来，这种理论将更为符合人类的生活实践，从而也获得其合理性、实用性的最基本的前提。悲智双运刚好就是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展开的。悲重在救当下之难，它偏重于人类的物质生活；智重在观照人类现实问题的心灵根源，它偏重于人类的精神生活。可见,佛教的悲智双运与人类生活的两大领域是直接关联的，这种理论架构对人类生活问题的把握也是准确到位的。
二、悲智双运与急缓关系的调整
人类在现实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人类总是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来认识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并试图采取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美好的生活。可以这么说，自觉地发现并认识自身的不足并追求美好的生活，这是人区别与其他动物的一个关键。然而，小到每一个人，大到整个人类，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从横向来看总是多重交叉的，从纵向来看总是绵延无尽的，所以，问题看起来好像是相对的(从一定的时空来讲)，其实却是绝对的(从人类的永恒本性及其与外界的关系来讲)。人类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眼下的问题；二是未来的问题。或者说，一是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就直接威胁人的生存或直接影响人的生存状态；二是不必当即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也不直接威胁人的生存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长计议，缓缓而来，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解决。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其实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把握自身所面临的问题的，所以，在人的奋斗目标中总会有短期的目标和长期的目标。悲智双运的思想，正好同这种问题
意识和这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致的。观音大悲，急众生当下之苦难，从而运用
神通，解决人们所面临的急难；文殊大智，察众生问题之根源，从而运用
智慧，开启众生的心扉，以便永久地解决众生的生存问题。观音解决当下之苦，这属于短期目标的实现，属于“急”的一类；文殊解决长远之苦，这属于长远目标的实现，属于“缓”的一类。佛教的救世思想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最基本格式展开来的。
三、悲智双运与主客观关系的协调
“悲”的出发点是人类所面临的客观现实问题；“智”的出发点则是人类主观领域的精神性问题。也就是说，前者更多地涉及客观的领域，后者则更多地涉及主观的领域。人类在世界上生存，首先要依赖于客观的物质条件，离开了客观实在，四大不成，
五蕴难合，生存难继，一切都失去了前提。然而人作为一种有情识的动物，主观世界的作用和价值始终在人的生存中占据着巨大的比重。对生存危机的认识，对生存状态的理解，对生存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对主观世界的彻底改造。悲所面对的问题虽然也包含一些属于主观领域的内容，但其主要还是以外在的客观实存性为其特征。人们的生老病死以及各种危难与
痛苦，都是客观的，需要实实在在的救度，需要大悲者的真切关怀。但在解决了这些客观实存的急难问题之后，人们更应该思考人类所面临的这些客观问题的本质及其与人类主观世界的深刻关系，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思考苦难的根源和幸福的真谛，思考人的本质和人的未来命运。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会帮助人们树立一种更加合理的认识客观的方式，形成一定的主客观关系模式，并在这种模式的不断演进下，发挥提升主观、认识客观、不断协调主客观关系的作用。人类自古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思想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不断地认识客观、解决问题并不断地改造主观、获得智性生活的历史。悲智双运正是人类认识自身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在这种格局中运行的一个范例。
四、悲智双运与所隐含的本质与现象之间关系的圆融
正如上文所说的，观音主悲，悲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类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悲其实主要是或首先是针对现象世界的。文殊主智，智以探寻现实生活问题的背后根源及其深层次的关系为基本特色，所以智主要是针对本质性问题的。宏观上来看，悲所针对的人类苦难生活具有片面性、段续性和表面性等特征，这与所有事物的现象性特征是完全一致的，而事物之本质所具有的全面性、连续性和深刻性的特征，表现在人类
解脱之前的苦难中，则是智所针对的无明的无所不在、无明的三世贯通和无明的内在决定性作用，表现在解脱之后的快乐中，则是智慧的全方位熏染、智慧的永恒掌握和智慧的终极性奠基作用。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外现本质，表现在悲智关系中，则是悲所针对的人类苦难现象从终极根源上讲是智所针对的人类的根本无明以及无明状态下的各种
业力引起的，是无明的必然的外在表现。所以，人类生活的问题从宏观上来讲，其本质是无明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所达到的终极解脱境界，其本质则在于智慧的
圆满。当然，现象也不可能完全地、直接地表现本质，就像人类的许多苦难看起来往往并不能同根本的无明和业力联系起来一样，于是，救当下之灾难的悲便同救终极之命运的智也有了明确的分野。本质决定现象的范围、趋势、特色等，这在悲智关系中则表现为智慧解决人类问题的本质方面，从而也决定了人类对现实各类苦难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了这些现象领域的问题的解决。人生的本质和终极价值不在苦难之中，而在明心之后或
往生之后的永恒快乐之中。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也必须借助于智慧，透过现实各类问题的蒙蔽，认识到万象之本性，即所谓“明心见性”，最终证悟实相
涅槃。
五、悲智双运与中国大乘佛教基本理论架构的契合
在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架构当中，菩萨信仰是一种最直接、最基本、最完整的外在表现形态。菩萨的基本职志就是上求无上菩提，下度无边众生。上求菩提就是求智慧，属于佛教理论当中哲理性最强的部分，涉及宇宙观、人生观等重大问题；下度众生就是在社会之中做各种救世利人的事业，属于实践性最强的部分，涉及佛教的几乎所有的行事。笔者曾经将宗教的内在形态划分为宗教的教义体系、宗教的修道体系和宗教的心理结构三个部分，其中宗教的心理结构是在宗教教义体系和宗教修道体系的长期有效实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反过来强烈地作用于宗教的教义体系和修道体系。佛教的智的部分相当于佛教教义体系，而佛教的悲的部分则相当于佛教的修道体系。由悲而来的救度众生当然建立在承认众生之苦难的基础上，这与大乘佛教性相、空有、理事、无住与方便、出世与入世等极其重要的既对立又圆融统一成对范畴中的相、有、事、方便、入世等范畴是一脉相承的；由智而来的
觉悟众生建立在一切皆虚幻不实的基础上，这与上述大乘佛教诸范畴中的性、空、理、无住、出世等范畴是趣味相通的。大乘佛教的理论体系就是在悲智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性相、空有、理事、福慧、急缓以及无住与方便、入世与出世等多重关系中敷衍开来的。悲智双运不但与这种理论架构完全契合，而且正是这种理论架构之核心的集中反映。
六、悲智双运与中国大乘佛教实践体系的沟通
观音主悲，以拔苦为职志，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文殊主智，以除痴为职志，注重精神境界的提高。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悲智双运正是所有菩萨的基本理念。一般来说，在业已证道的果地菩萨那里，悲智两方的兼顾与协调一般被称为悲智双运，其所指是对外的，即救度他人的一种原则和方式；而在尚未证道的因地菩萨那里，这种悲智协调的关系模式则更多地表述为福慧双修，其所指是对内的，即自我修行的一种原则和方式。所以说，悲智双运与福慧双修是同一理路在不同境界的不同表现而已。因为大乘的实践体系说到底还是菩萨行，即以菩萨为济世的主导，以菩萨的精神和品行为修行的榜样，于是，与菩萨之悲相通则修福,与菩萨之智相通则修慧。修福体现为救度众生，做一切善事，即常言所谓
行善积福；修慧体现为求证无上菩提，达到最高的觉悟，即常言所谓明心见性。福慧双修是大乘修行实践的核心，同时也可以说基本涵盖了大乘佛教的全部实践体系。由此可以看出，悲智双运在整个大乘佛教实践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七、悲智双运与中国佛教朝山情趣的一致
观音主悲，热切地救度受苦受难的众生，是菩萨当中热心肠的代表。在中国它后来又被女性化，更显示了老百姓对温情与柔美的渴望。观音热情如火，温柔似水，这正与其道场位于南方热带海上相吻合。文殊主智，冷静地观察
世间五位百法之性相，是菩萨当中冷静智的典型，这种智慧在世俗的热风浊浪之中，犹如清纯的
甘露，沉静的凉风，能给人带来深刻的反思和心灵的震撼，这种智慧还常常被比喻为锋利的宝剑，可以斩断人们心头的
烦恼。文殊智慧的这些特征正好与其道场位于北方凉冷山区相吻合。与此相应，普陀山可尽显其秀丽柔美之气，而五台山则以体现厚重沉稳为宜。一热一冷，一柔一刚，一南一北，一悲一智，这正是观音与文殊内在品格和精神风貌的形象写照。由于普陀山与五台山的位置、环境、地貌等特征与观音和文殊的精神基本吻合，所以，这两大佛教名山在四大名山中更受信徒的尊崇，朝山进香活动之从古到今也一直比较盛行。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悲智之间既有急缓之别，更有俗雅之分。观音之悲贴近世俗的日常生活，具有通俗性、简易性、直接性等特征，从而更具有诱惑性和宗教的神圣性；而文殊之智则将视角放在现实生活的背后，具有高雅性、隐秘性、复杂性、间接性等特征。所以，普陀山的朝山活动多宗教性和俗文化性，从而也更具有大众性，而五台山的朝山活动多历史性和雅文化性，从而在民众性上出现一定的缺失。尽管五台山文化的高雅性可能使其失去很多游客，但是这种高雅文化以实现人类精神超越、心灵净化为宗旨，在当今和未来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以及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将越来越具有巨大的魅力，所以，五台山所代表的文殊智慧将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当然这也需要我们采取各种方式尽可能准确地、全面地、通俗地展现文殊智慧文化之神奇和价值，特别是将其同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实现与人类理性的接轨、与科学文化的接轨，与现实生活的接轨，如此，五台山的朝山活动将可望在四大名山当中具有最为诱人的魅力、最为热烈的效应和最为持久的情趣。
八、悲智双运对五台山申请“双遗”的启示
观音的悲是以承认问题的存在为前提的，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具体目标和具体方案；文殊的智则以分析问题的根源为先导，注重从本质上揭示原因，并以此为指导确定解决问题的长远方案和最终目标。以观音之悲为借鉴，五台山申请“双遗”，则应该立足于五台山现状和发展前途方面还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以文殊智慧为借鉴，五台山申请“双遗”则应该注重分析现存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并从源头上开始问题解决的过程。这是悲智双运理念在五台山申请双遗方面的最基本的启示。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看这种启示。如从信念的生成和目标的确立方面来看，悲，促使我们时刻牢记问题的存在，从而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并憧憬未来的蓝图；智，使我们冷静沉着地应对这个问题，洞悉问题的本质，把握问题的特性，从而坚定问题解决的信念。再如从方法与步骤方面来看，悲与善巧方便结合在一起，观音大悲熏心，为救度众生而采取各种方便法门，这启发我们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利用各种方法和途径，来设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智则让我们看破一切世间之相，
放下贪住之心，不为存在的问题所系缚，不为心中的目标而迷失自己，从而戒除骄躁，戒除极端功利主义，作到坦荡洒脱，稳健严肃。再如从结果的看待方面，悲，以承认问题为出发点，以解决问题为归宿；智，以深挖问题根源为出发点，以实现问题的超越和最终的圆满为归宿。以此为借鉴，则申遗问题乃至未来的成功都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成功固然值得庆贺，但超越成功与否的狭隘界限，实现品位提升、自我圆满、诸方和谐才是永恒的目标。
(本文为2004年首届五台山佛教文化论坛发言稿，论坛主题为五台山佛教文化以及五台山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文章大部分已经发表于《中国宗教》2005年第6期第50－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