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中医学

　　中医学是在多学科基础上融会贯通的独特理论体系，佛学东渐必然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中医学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试从基础理论、治疗学、药物学、习俗、中外交流、辩证论治、养生等方面探讨佛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佛学诞生于印度，汉哀帝时经西域传入中土，魏晋以后，佛学广为流传，被中国固有的文化吸收与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深植根于传统文化，是在多学科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的独特理论体系，佛学东渐必然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中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佛学传入中土，首先给中医界带来了佛教医学，佛教医学源于印度医学。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印度医学已成规模，公元前一千年，是印度古代医学的全盛时期，医学典籍为《梨俱吠陀》、《阿阇婆吠陀》、《阿输吠陀》。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五世纪佛学加以接受、沿袭、运用，并注入佛教教义。内科的《逻阇迦集》、外科的《妙闻集》。儿科的《迦叶波集》，就是佛教全盛时期的医学代表作。[1]佛教医学传入中国，逐渐被运用。隋唐时期最甚，隋唐史志经籍中载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龙树菩萨和香法》2卷、《龙树菩萨养性方》1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西域婆罗仙人法》3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乾陀利治鬼方》10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4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3卷、《耆婆八十四门》1卷、《龙树咒法》1卷、《龙树眼论》1卷。[2]以上诸书大抵无存，仅见其目。而佛学中现存最多的医籍收录在《大藏经》中。《大藏经》中专论医理或涉及医理的经书约四百部，蕴藏著丰富的医药学知识，汇集了生理解剖、药物、临证治疗、摄生保健、心理咒禁等多方面内容，博异丰盈，独具特色。

一、佛学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影响

　　佛学基本理论“五蕴”中的“色蕴”相当于物质现象包括地水风火四大元素和四大元素所组成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和感觉的对象（色声味触）。佛学承认物质第一性，认为地水风火“四大”元素构成世界万物，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暂时的，非永恒的，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并和自然息息相通，大自然的变化必定影响人的生理和病理，人的肉身和生命由地、水、火、风的坚、湿、暖、动等性所构成，若“四大”不调，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甚则败坏分崩，所谓“四大分散”。《佛说佛医经》阐述了“百一”理论：“人身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起。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土属鼻，水属口，火属眼，风属耳。”[3]具体地说，四大不调即初则土大增，全身沉重；二则水大积，涕唾乖常；三则火大盛，颈胸壮热；四则风大动，气息冲击。四大各有一百一病，地与火可发热病二百二；水与风可发寒病二百二，合为四百四病。深受佛学影响的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代表作《千金要方》中揉和五行及四大学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僵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然愚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脏中五行共相克切，如火炽然，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气和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种动作，四百四病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其死不治。”[4]佛经中载录痈疽、疥癞、风狂、癫痫、癃残、[5]眼痛、耳痛、鼻痛、舌痛、身痛、诸肢节痛、心痛、头痛、齿痛、肋痛、腰痛、背痛、腹痛[6]、无眼、无耳、无鼻、无舌、无手足、盲瞎、聋哑、背偻[7]等病。如是等等共“四百四病”。风、热、痰、杂各一百一病，陶弘景之《肘后百一方》盖取名于此。事实上，佛经中所见及的病名达一千多种，“四百四病”乃虚指耳。佛经中对致病因素有多种说法，《佛说佛医经》指出患病的十种原因即十因缘为“一者久坐不饭，二者食无贷，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淫泆，六者嗔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风，十者制下风”，同时又指出造成非正常死亡“命未当尽为横尽”的几种原因：“不应饭为饭，不量饭，不习饭，不出生，上热”，[8]智者大师认为有“三种得病因缘……一者四大五脏增损得病。……二者鬼神所作得病……三者业报得病”，《中华大藏经》谓：“云何为病？病谓四大毒蛇乐不调适。亦有二种，一曰身病，二曰心病、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风，三者因热，四者杂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强作，二者忌误堕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心病亦有四种：一者踊跃，二者恐怖，三者忧愁，四者愚痴。复次善男子身心之病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业报，二者不得远离恶怼，三者时节代谢生。……何者为死？死者，舍所受身。舍所受身亦有二种：一者命之尽死，二者外缘死命。”[9]这些论述与中医的病因病机理论基本是一致的。

　　北魏时《正法念处经》卷64“身念处品”第七载：“甚有十三脉，若水流注，令身肥悦。”有似中医学所说的经络，但所载内容却完全不同。十三脉的名称是“一名命流脉（心为其本）；二名随顾流脉（两胁为本）；三名水流脉（生脏、心，以为根本）；四名汗流脉（毛根及脂，以为根本）；五名尿流脉（根、胞为本）；六名粪流脉（熟脏下门为本）；七名十流脉（咽喉及心为其本）；八名汁流脉（肺为其本）；九名肉流脉，十名脂流脉（筋、皮为本）；十一名骨流脉（一切续节为本）；十二名髓流脉，十三名精流脉（卵及身根为本）。（见《大藏经调》小乘经，宿四）

　　另外佛家佛性还强调“自渡渡人”乃至“普渡众生”，乐施行善，众善奉行，并且行善不望回报，不求名利。因为能做到真诚行善，由此便得到心理上的快乐和满足。此即谓“养性者，所以成性，性自为善，内外病皆不悉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生之大径”[10]。大乘佛教进一步丰富了尊主贵命思想。

二、佛学对中医治疗学的影响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佛家更是独具特色。《大藏经》中制定了治疗法则“八术总摄诸医方”：“一疗被刺针法；二疗破伤法；三疗身疾；四鬼损；五中毒药；六疗孩童；七延年；八养生。”《佛说医喻经》对医者水平作了明确划分：“如世良医，知病识药。有其四种，若具足者，得名医王。何以为四？一者识其某病，应用某药；二者知病所起，随起用药；三者已生诸病，治令病出；四者断除病源，令后不出。”[11]《天竺经眼论》中的金针拔障术是我国有史可考的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最早记载，由印度僧人传授予谢道人，[12]《外台秘要》称“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13]由于这种手术疗效显著，被医家广泛采用，融入我国眼科学。《目经大成》中的金针拔障术八法：“审机、点睛、射复、探俪、扰海、卷帘、圆镜、完壁”，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龙树菩萨方》的七十二眼方也直接影响了中医眼科学的发展，有的至今仍被运用。除了常见的治法外，佛家尚有香囊、灌肠、鼻腔给药、药浴、服水、咒禁等独特疗法，丰富了中医学的治疗方法。《中华大藏经》云：“病人一者热病，二者风病，三者冷病。是三种病、三药能治。有热病者，酥能治之；有风病者，油能治之；有冷病者，蜜能治之。”[14]

　　僧人坐禅必须善于“调适身、心、息三事”，否则会出现偏差，产生疾病。《千金翼方．养性》中的正禅方有助于坐禅入定，此方用春桑茸、夏桑子、秋桑叶三味，等分捣筛，以水一斗，煮小豆一升，令大熟，以桑末一升和煮微沸，加盐、豉服之，日三服。据云“三日外身轻目明无眠睡；十日觉远智通初地禅；服二十日到二禅定；百日得三禅定；累一年得四禅定，万相皆见，坏欲界、观境界如视掌中，得见佛性”。[15]

　　《千金要方》还记载了“天竺国按摩法”，并称“此是婆罗门法”。据云老年人日行三遍，“一月后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使眼明，轻健不复疲乏”。虽未免夸张，但保健强身的功效是确实的。

　　更为奇特的是《千金翼方》所载的“服水”方法。孙氏称赞水的作用，云“可用涤荡滓秽，可以浸润焦枯”。服水法亦属佛门养生之术。其在服水之前，要求“先发广大心，仍救三涂大苦，普渡法界众生，然后安心服之”，其方法大致在天晴日未出时，烧香礼佛。仍向东方，候日出，贮水三杯，每杯一升。先正立，扣齿、鸣天鼓三通，然后细细咽水，用意念分左、右、中央咽下，周而复始，饮尽一杯，徐行二十步；更饮一杯，又行四十步；再饮一杯，脊复行八十步乃止。凡十岁至八十岁人，皆可依法服水，并食枣、栗。禁食陈米、臭豉、生冷、酢滑、椒姜等物，且不能在阴云、雾露、风雨之日进行。其获益迟速，根据各人根性的敏锐与否而定。

　　《佛说医喻经》云：“云何为识知某病应用某药……云何名为知病所起，随起用药。谓知其病或从风起，或从痒起，或从痰起，或从阴起，或从骨节起，或从积实所起。知如是等病所起处，随用药治，令得安乐。云何名为已生诸病，治令病出，谓知其病应从眼出，或于鼻中别，别治疗而出；或烟薰、水灌鼻而出，或从鼻窍引气而出；或吐泻出；或于偏身攻汗而出，乃至身分上下随应而出。知如是等病等出处。善用药治，令得安乐。”[16]这里就讲到汤药、烟薰、灌鼻、汗、吐、下等疗法。

三、佛学对中医药物学和中国习俗的影响

　　由于佛家戒律中以“不杀生”为五戒之首戒，所以佛经中用以治疗的药物少有“血肉有情之物”，大多是草类、木类、矿物类。龙脑、木香、豆蔻、乳香、没药、郁金、诃黎勒、返魂香等数十种药物，原产于印度、西域、东南亚等地，伴随佛学传入我国，成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佛香的来源广泛，用途有浴香、涂香、焚香，除了在佛家活动中起到环境消毒和醒神怡神的作用外，还用于医疗。

　　佛家十分注重日常起居，规定严格的仪轨，其中食后漱口，用杨枝揩齿对中医学影响尤大。佛门中“嚼杨枝”的传统可以上溯到释迦牟尼本人。晋《法显传》载释迦牟尼在沙祗国“嚼杨枝，刺土中，即生长七尺”；《华严经》卷十一谓：“嚼杨枝具十德者：一销宿食；二除痰饮；三解众毒；四去齿垢；五发口香；六能明目；七泽润咽喉；八唇无皲裂；九增益声气；十食不爽味。晨朝食后。皆嚼杨枝；诸苦辛物，以为齿木，细心用之，具如是德。”[17]《僧祗律》谓：“若口有热气及生疮，应嚼杨枝咽汁。”[18]虽然僧人是出于宗教虔诚，用杨枝保持口腔卫生，但由于其确有疗效，被众多医家所重视。《本草纲目．木部》“柳枝祛风、消肿、止痛，其嫩枝削为牙杖，涤齿甚妙。”[19]可“煮酒漱齿痛”，或用白杨“煎醋含漱，止牙痛；煎浆水入盐含漱，治口疮。”[19]除了单味运用外，杨枝还能与其他药物配合使用，《圣惠方》“治齿连耳脑肿痛，垂柳枝、槐白皮、白杨皮各一握，上药细锉，每用半两，以水一大盏，煎至七分，去滓，入盐一钱，搅令匀，热含冷吐。”《古今录验方》“治牙齿风龋：柳枝一升，大豆一升，合炒，豆炮尽，于磁器盛之，清酒三升渍之，经三日，含之频吐。”佛家提倡沐浴，《十诵律》中就描绘了浴室设施的具体情况，“外国浴室，形圆犹如圆包，开户通烟，下作伏渎，外出内施，三擎阁齐人所及处，以巩盛水，满之重阁。火气上升，上阁水热，中阁水暖，下阁水冷，随宜自取用。无别作汤，故云净水耳。”[20]《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还规定了洗浴必备“然火、净水、澡豆、苏膏、淳灰、杨枝、内衣”[21]等七物，认为通过沐浴可以有“清净、面目端正、身体常香、肌体儒泽、口齿香好”[21]的养生、美容效果，更能达到“除风病、湿痹、寒水、热气”[21]的治疗作用。

　　佛学的传播还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饮食风俗。《佛说佛医经》认为“春三月有寒不得食麦豆，宜食粳米醍醐诸热物，夏三月有风，不得食芋豆麦，宜食粳米乳酪；秋三月有热，不得食粳米醍醐，宜食细米蜜稻黍；冬三月有风寒，宜食粳米糊羹醍醐”，[22]对春夏秋冬四季饮食的宜忌作了具体的描述，其核心思想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有所避宜，因时而食。印度原始佛教中并不禁肉食，可食“不见、不闻、不疑”[23]之三净肉。但汉化佛教大乘经典中认为食肉就是杀生，在梁武帝严格惩罚饮酒食肉的出家人后，汉化佛教徒改变食肉的习惯，使茹素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特征。[23]中医学早在《内经》中就认识到膏梁厚味的害处，两晋时期仕人多崇尚清淡，自甘淡泊，认为“食肉者鄙”，同时由于佛学的广泛影响，“不杀生”和“因果报应”的观念普遍被接受，因而以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成了主流，但佛家禁用的“五辛”在饮食中并无限制，“案素食，谓但食菜果糗饵之属，无酒肉也”。医家还常常运用这些辛物治疗疾病。佛经中指出饮酒有三十五种过失。饮酒过量会“生病”、“醉便躄顿，复起破伤面目”，“醉卧觉时，身体如疾病”、“醉便吐逆”，故禁酒。茶叶原来用作药物，“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秦汉之际，茶叶开始由古代单纯的药用过度为药、饮兼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又为佛事所用，因长时间坐禅，势必使人疲倦，于是允许僧侣饮茶清心提神，由于禅宗盛行，僧侣倡行的饮茶之风上及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饮茶之风随著佛学的兴起而风行天下，佛学茹素、戒酒、饮茶的斋戒生活，虽然清苦，但的确起到十分有益的延年益寿作用，被中医学所采纳，备受推崇。

四、佛学对中外医学交流的影响

　　佛学传入我国后，佛教徒多习“五明”之学，尤其是“医方明”，通过学习出家人既可凭医术自保，又可扩大宗教影响。这样客观上使佛学与中医学紧密结合，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史书上多有精通医学高僧的记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高僧鉴真。鉴真自幼出家，潜心佛学，除了“医方明”之学外，还积极参与寺庙与寺庙附设的医疗慈善机构工作，自制丸散膏丹为广大贫苦民众送诊施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鉴真身居扬州，当时是中外交流的国际性城市，他接触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药材，掌握了鉴别和加工药材的知识。鉴真为了弘扬佛法，接受日遣唐使之邀，冒著「沧海淼漫，百无一至”的极大危险，六次东渡日本。历次东渡，都携带大量的药材与香料。据《东证传》记载，有“麝香甘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黄陆香都有八百余斤；又有荜拨、黎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鉴真抵日后，除讲律授戒，还进行医学活动，“鉴真又能医治皇太后弗豫有功，任大僧正，赐备前水田一百町”尽管鉴真双目失明，仍利用嗅觉、味觉、触觉，将药物知识传授给日本人民，“邦人效之，医道益群”。鉴真将中医学传播至日本，被誉为医祖，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五、佛学对中医辨证论治的影响

　　禅宗追求成佛解脱的境界是一种唯心的修行方法，但它强调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值得重视。“外无一事可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也就是说，对于一切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必须以个人心灵的体验得到显现，只有经过心灵体验的确认，外界事物和现象才获得真实存在的意义，只有当心灵与现实世界之间突破各种隔阂，揭开层层迷雾、直接沟通，世界才能呈现真实、纯粹的面目，心灵才处于一种“应用自在”的无所滞碍的本然状态。“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24]归根究底需由个人体验所得，是一种“悟”的结果。禅宗强调“明心见性”即是强调直观领悟，当散乱不定的心绪宁静专注起来，被压抑的只是大脑皮层的一部份兴奋区域，理性逻辑思惟暂时中止，潜意识的活动趋向活跃，平时按逻辑思惟无法推导的问题，会以直觉顿悟方式，得到豁然贯通。这是无法用任何文字来加以描绘的，正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医学崇尚“天人合一”，用直觉来把握世界，感悟生命。中医学的诊治过程是一种直观思辨，强调用心体验。通过直观外推和内向反思，也就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不受某些症候的影响，找出疾病的本质，也是一种悟的过程。禅宗独特的思惟方式与中医学固有的“医者意也”的直觉体验不谋而合。

六、佛学对中医养生思想的影响

　　佛教烦恼的含义比通常指心烦恼怒的外延大得多。可以说泛指与佛教正道相反的一切心理和行为，是负性的、错误的、有害的、罪恶的，可说是一切烦恼皆是虚妄 。作为病因的烦恼包括七情致病的主要内容，造成人的性情偏颇，心身疾病，在妇科疾病中大部份也是由烦恼而引起的。一般医生治病靠药物，佛学医疾更多靠“心”，法眼识药，慈悲医病，博爱兼济。

　　佛教中的心理调理，精神卫生思想极为丰富，甚至可以说它自成一套体系，凡人可借用这些具体的方式来修性养生。佛学修行的目的是跨越生、老、病、死，这已超过我们心理学上讲究的心理卫生范畴。他通过参禅打坐，入静止观，内省静虑，明心见性，避开人间凡尘的苦恼，清静自然，调养疾病，修行四大，求得超脱，最后能寂灭一切烦恼，圆满清净的功德而达到涅槃境界。

　　佛家追求涅槃努力摆脱世俗杂念的束缚、名色的诱惑，认为精神、心理因素可以致病，执著于烦恼恶念，必然生理失调而致病。若心静行正，物我两忘，则身体亦随之健康。这与《黄帝内经．素问》“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25]的养生宗旨颇为接近。为求得解脱，僧众们普遍采用静坐修禅法，这虽是宗教修炼方式，但客观上起到了良好的健身作用。通过坐禅使思虑集中，身心安宁，以臻虚静状态，产生异于常人的功能，协调和恢复脏腑的生理功能，祛病除邪、强身健体。佛学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各种门派，各门派修禅方法也各有不同，这对医学气功的发展影响极大。

　　作者简介：

　　洪嘉禾　上海中医药大学内科教授　博士生导师和主任医师

　　参考文献：
　　1.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4；P.353
　　2.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4；P.358
　　3.《大藏经》（频伽版），频伽精舍，民国：佛说佛医经
　　4.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50
　　5.《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二
　　6.《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四
　　7.《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五
　　8.《大藏经》（频伽版），频伽精舍，民国：佛说佛医经
　　9.《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 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十五
　　10.孙思邈，《千金要方》，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P.378
　　11.《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佛说佛医经
　　12.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75
　　13.王焘，《外台秘要》，抄本，卷二十一
　　14.《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十四
　　15.孙思邈，《千金翼方》，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P.123
　　16.《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佛说医喻经
　　17.《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华严经
　　18.《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僧祗律
　　19.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P.2031
　　20.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68
　　21.《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
　　22.《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佛说佛医经
　　23.楼培敏，《佛海拾趣》，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P.151
　　24.惠能，《六祖法宝坛经》，上海：上海佛学书局，1994；P.70
　　25.黄帝，《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