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经》的形成、汉译、基本思想及其修行论意义

　　作为大乘佛教的基本经典，《华严经》有着丰富的佛学思想，对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以及日本、韩国等地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时代更是以之为主要典据成立了华严宗，并传入日、韩等国。关于《华严经》的宗趣与经义，古来同样有不同的理解。南朝齐代昙衍认为此经以无碍法界为宗趣，隋代灵裕则认为此经是以甚深法界为宗趣；也有人说此经是以缘起为宗趣，有人说此经是以唯识为宗趣，还有人说此经是以海印三昧为宗趣；唐代敏、印等二师说此经是以因果为宗趣，隋代慧远说此经是以华严三昧为宗趣，隋代摩笈多说此经是以观行为宗趣，北魏慧光则以为此经是以因果理实为宗趣。[①]唐代创立宗派的法藏以及澄观都依据慧光的解释加以充实，以因果、缘起、理实法界为宗趣来解释此经，这成为后来华严宗的共同见解。

　　具体言之，《华严经》主要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大乘瑜伽思想。唐代翻译的八十卷本，主要讲菩萨的“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法门行相和修行的感果差别，以及依此修行实践证得广大无量功德等，最后宣说诸菩萨依教证入清净法界、颂扬佛的功德海相等。其中心内容是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等理论。在修行实践上依据“三界唯心”的教义，强调解脱的关键是在心(阿赖耶识)上用功，指出依十地而辗转增胜的普贤愿行，最终能入佛地境界即清净法界。从整体而言，《华严经》的十方成佛的思想、菩萨修行的阶位以及“三界唯心”的思想对于中国佛教影响甚为深远，尤其是它所渲染的“华严藏庄严世界海”更是几千年来佛教信众所向往、信仰的对象。以下则分而论之。

一、《华严经》的形成与汉译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或称《大方广佛会经》，亦称《杂华经》、《不思议解脱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经题包含了诸多涵义。“大”就是“周遍”、“包含”的意思。所谓“周遍”是指佛法周遍一切时、一切处，“时”指时间，“处”指空间。所谓“包含”，是指佛法总摄一切，包容一切，即任何事物都在佛心中显现，没有一事、一物、一位众生能够在佛心之外。“方”是“方正”的意思，指此经所讲的义理不偏不倚，真正正确。“方广”也可以合起来讲，指“十二分教”中的“方广分”。此处的“方广”是大乘的代称，与“方等”的含义相同。“大”本来与“方广”的涵义相同，此经题在“方广”之前加上“大”字，表示此经既“大”又“方广”。也就是说，此经总说“一心法界”之体用，广大无边，因而称之为“大方广”。“华”字与“花”字相同，以“花”作庄严，就称之为“华严”。而“华严”与“佛”又构成因果关系，“华严”是“因”，“佛”是“果”，菩萨修习“四摄”、“十度”是“因”，最后成佛是“果”。此经为释迦成佛后第一次说法，在菩提场等处，藉普贤、文殊诸大菩萨显示佛陀之“因”、“行”、“果德”如杂华般庄严，其所说法广大圆满、无尽无碍。总体而言，“大方广”是指所证之法，“佛”为能证之人，也就是证得“大方广”之理的佛，“华严”二字是对佛的比喻。因位之万行如“华”，以此“华”庄严果地。此经除了毗卢遮那佛之外，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金刚藏菩萨以及善财童子是其中最为重要、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形象。文殊菩萨象征般若智慧，普贤菩萨象征菩萨行。从“华严三圣”的角度解释《华严经》的经题，则是以文殊菩萨的大智，去运普贤的大行，由两者来庄严毗卢遮那佛的清净法身。而〈十地品〉中出面为会众演说十地之法的金刚藏菩萨是菩萨修行中所证之智的象征与化身。〈入法界品〉所塑造的善财童子则象征着以文殊的大智慧，运用普贤行，来证入法界，成就佛果。

　　关于《华严经》梵本在印度的流传情况，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梁译《摄大乘论》卷十五说：“《华严经》有百千偈，故名《百千经》”。[②]“百千偈”就是十万颂。法藏在其《华严经传记》卷一则说，西域传说，《华严经》有三本，其中，上本篇幅之大无法衡量；中本有四十九万八千百偈，一千二百品，决非世人之力所能为；下本十万偈，四十八品，分成六个梵荚，现在西域、天竺流传。中土的两种全译本也只是其节译本。[③]传来中土的完整的《华严经》，除前述两种之外，还有一种大慈恩寺藏本。智俨在《孔目章》中说：“依大慈恩寺华严梵本，检有五百四十一纸叶，……四万一千九百八十颂，余十字。”[④]《华严经》虽有十万颂说，但传来中国的《华严经》梵本，都在四万颂左右。六十卷本的梵本是三万六千颂，大慈恩寺梵本是四万一千九百八十颂余十字，八十卷本的梵文是四万五千颂，藏译本大概也不会超过六万颂。

　　《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和〈十地品〉是尼泊尔佛教经常传习的九部大经中的两部，其梵本至今仍然存在。十九世纪中，这两品梵文经文，先后流传到印度、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并且有多种校刊本。

　　关于大部《华严经》的形成，古代以智升《大唐内典录》卷九的说法为代表，认为所有单行经都是从大本经之中节略而成，并且只是文字的差别而无义理的差异。近现代的学者则持相反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此经并非一次集出，大部《华严经》可能是由小部诸品单独流传，然后再经组合组织而成今日所见的大部头经集。此经汉译的历史过程也印证了这一点。

　　关于《华严经》形成的历史过程，异说甚多，难于取得一致意见。除了此经单行经汉译过程可以作为佐证之外，〈十地品〉与〈入法界品〉的流传时间也是考察《华严经》形成时间与地域的较为有力的证据。

　　龙树在《大智度论》卷四十九中提到：“此‘地相’如《十地经》中广说。”[⑤]《大智度论》卷五十则提到《不可思议经》之名[⑥]，并且引用了此经中的许多说法。关于《不可思议经》的提法，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是指〈入法界品〉，如吕瀓先生就明确说：“〈入法界品〉在龙树的《大智度论》里引用时称为《不思议解脱经》。”[⑦]但是，法藏在《华严经传记》卷一中引用真谛的材料而有不同的记载：

　　龙树菩萨往龙宫见此《华严大不思议解脱经》，有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偈、四天下微尘数品，中本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万偈、四十八品。其上、中二本及普眼等，并非凡力所持，隐而不传。下本见流天竺。[⑧]

　　从上下文看，《华严大不思议解脱经》似乎应该是指《华严经》全文。但是，现今的学者一般以为，在龙树之前，《华严经》的全本可能不会出现，否则龙树在《大智度论》中就不会同时称引《十地经》与《不思议经》。还有，四十卷《华严经》的全名为《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似乎也可以从侧面印证《不思议经》应该是指〈入法界品〉。吕瀓先生认为：“在印度，华严一类经典是当公元第二世纪中顷先流行于南方的。这只要看经文的重要部分〈入法界品〉以福城做根据地，并得到当地的大塔，便可了然。福城即是东南印滨海的驮那羯磔迦城，大塔又就是阿摩罗跋提塔，各有实地实物可考。而从现存大塔的题铭上看，塔建于130年以后，提到它的〈入法界品〉当然更要迟出了。”[⑨]如果这一证据成立的话，〈入法界品〉的成立时间就应该在公元150年左右。

　　吕瀓是这样描述《华严经》之形成过程的：〈入法界品〉“内容丰富，原来作为独立的经典流行。龙树时代以后，这一经的序文才结合了十方佛土思想而另有开展，就说成祗洹佛会上十方大众集会，而得了‘健拏骠诃’，即‘众会庄严’的名称，(西藏一本保存的原名如此)。大部《华严经》在《兜沙经》、《十地经》的思想基础上，更结合了〈入法界品〉，发展无尽缘起理论和普贤愿行实践相一致的大乘理论，于是直接用一品的名目来作全经的题号了。”[⑩]印顺法师在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阶段说，可便参考，兹引用如下：“《华严经》是不同部类的综集。集出的时间，应大分为三期：一、初编，如《兜沙经》、《菩萨本业经》等所表示的，在公元一五〇年时，一定已经集成。二、〈入法界品〉与〈世界成就品〉等，《大智度论》已加以引用，推定为龙树以前，公元150──200年间所集成。三、集成现存《华严经》那样的大部，近代学者作出不同的推论，依个人的意见，赞同公元三世纪中说。当然，在大部集成以后，补充几段，或补入一品，都是有可能的。”[11]

　　关于《华严经》形成的地域，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甚至认为，“《华严经》当是公元四世纪流传在西域，可能在于阗编纂成集的。”[12]日本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颇多。近年出版的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依据西秦僧人圣坚所译的《罗摩伽经》与〈入法界品〉在善财童子“西行”与“南行”问题上的不同，认为：“与其说〈入法界品〉产生于南印度或最早流行于南印度，不如说它出自印度以外的‘东方界’人士之手。‘东方界’人士为了概括华严经学，借用印度圣地编造求法故事，既涉及到北印度和中印度一些地区，也涉及到南印度的一些地区。此品的产生，不早于公元250年，不迟于六十华严的编集。”[13]魏先生的这一看法颇为新颖，但不知是否考虑过龙树已经看到〈入法界品〉这一证据以及汉译《罗摩伽经》翻译的时间为公元三八八年至四一二年之间。从前者而言，将〈入法界品〉定为最早形成于公元250年，是有些问题的。从后者言之，也存在《罗摩伽经》与现存的〈入法界品〉同时形成流通的可能。另外，魏先生断言〈入法界品〉晚出的理由之一是“普贤行”部分形成的时间须早于〈入法界品〉形成的时间，而关于“普贤行”部分的形成时间现今更缺乏能够服众的说法。而李富华先生则这样评论：“这些观点虽然都有一定根据，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考察。”[14]本人以为，尽管从现代学术的严格要求来说，确实有数据的不完整性问题，但诸说之中，大多数学者所确定的形成于于阗的说法最为可靠。

　　《华严经》完整的汉语翻译，有三大部：

　　第一部为东晋佛陀跋陀罗(359-429年)所译的六十卷本(起初分为五十卷)，分三十四品，名《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为“晋译本”或“六十华严”。译经的事迹，如《出三藏记集》卷九〈华严经记〉说：

　　《华严经》胡本，凡十万偈。昔道人支法领，从于阗得此三万六千偈。以晋义熙十四年，岁次鹑火，三月十日，于杨州司空谢石所立道场寺，请天竺禅师佛度跋陀罗，手执梵文，译胡为晋，沙门释法业亲从笔受。时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讫。凡再校胡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丑(应是“辛酉”)之岁十二月二十八日校毕。[15]

　　此中，也许是笔误，将“佛陀跋陀罗”称之为“佛度跋陀罗”，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人。《华严经》的梵本，号称十万偈，但“晋译本”的梵本，仅有三万六千偈。这部梵本，是支法领从于阗取回来的，如《高僧传》卷六所说：“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阙。(慧)远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踰越沙雪，旷岁方反，皆获梵本.”[16]依《高僧传》所说，支法领等去西方取经，是禀承慧远的命令，去的不止一人，弟子们分头去寻访，也各有所得，所以说“皆获梵本”。《华严经》梵本，就是支法领取回来的。僧肇在答刘遗民的信中也说到这件事情：“领公远举，乃千载之津梁也！于西域还，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17]大抵慧远在江东，所以经本也到了江东。恰好禅师佛陀跋陀罗到了江东，就在建康道场寺，将《华严经》翻译出来。从义熙十四年(418年)三月，到元熙二年(420年)六月，才全部译出。

　　第二部为唐实叉难陀(652—710年)所译，凡八十卷，分三十九品，也名《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唐译本”或“八十华严”。译经的情形，如《开元释教录》卷九说：

　　沙门实叉难陀，唐云“喜学”，于阗国人。……天后明扬佛日，敬重大乘。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实叉与经同臻帝阙，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于东都大内遍空寺译《华严经》。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文。后付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授记寺译，至圣历二年己亥功毕。[18]

　　“唐译本”的梵本，也是从于阗请来。译主实叉难陀为于阗人。译经的时间，为证圣元年(695年)到圣历二年(699年)。据《华严经疏》说：“于东都佛授记寺，再译旧文，兼补诸阙，计益九千颂，通旧总四万五千颂，合成唐本八十卷。”[19]比对两种译本，“晋译本”的〈卢舍那佛品〉第二，“唐译本”译为〈如来现相品〉第二到〈毗卢遮那品〉第六，分为五品。这一部分，“唐译本”要详备些。“唐译本”〈十定品〉第二十七，“晋译本”缺；二译的重要差别，是晋译缺了这一品。两种译本相比较，一共相差一会五品。

　　第三部为唐般若(734年—？)译，四十卷，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为“四十华严”。这部经虽题《大方广佛华严经》的通称，而内题《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实际上只是“唐译本”第三十九〈入法界品〉的异译。这部经的梵本，是乌荼国王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奉献给唐帝的。次年六月，在长安崇福寺翻译，到贞元十四年(798年)译成。此译本最重要的是第四十卷，后来作为单行本流通，被称之为《普贤行愿品》。

　　上述三大译本之中，“六十华严”和“八十华严”为全本，而“四十华严”只是〈入法界品〉的异译本。此外，《华严经》的某一品或某一部分单独译为汉语的也很多，法藏在《华严经传记》卷一中列举了三十五部[20]。这些别译本现今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