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十二章经”的考证

　　“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译出的一部佛经。东汉明帚遣蔡惜等十八人到大月氏国求佛法：水平千年（西元六十七年）请得迦叶摩腾、竺法兰两尊者用白马？经来到洛阳。第二年，明帚敕建白马寺，让摩腾、竺法兰在寺讲经，并请他们从事梵本佛经的汉译，“四十二章经”就是枉此时译出，标志柠中国汉译佛经的开始。

　　“四十二章经”，一卷，内容乃撮取小乘群经而成。传本有多种，支字颇有出入，且经后人窜改，增加大乘新义，而以现行本为尤甚。梁启超在“近着”第一辑中卷评称：“隋费长房‘历代三实记’本经（‘四十二章经’）条下云：‘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此言经之性质甚明了。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此照翻译，实撮取群经精要，摹仿此土‘孝经’、‘老子’，别撮成篇，质言之，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费长房所引的“旧录”，无从查考。但他认为经言系“外国经抄”，并非中上编撰，恰是可信的。今存的巴利佛经，也不乏类似“孝经”的文体，如suttanipata集合佛说多章而戎，其中有些章节又很短，往往见于“阿含经”或其他大部经典中。“佑录”卷七“法句经序”中说：“佛说原有十二部经，四部‘阿含’，是后丘部沙门，各自钞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此次其文，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晋道安“道行经序”也载：“佛泥洹后，外国高士钞几十章为‘道行品’。”“佑录”也有“孝明皇帝四十二章”的记载，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的旧名，因那时从大部中撮要抄为一部“四十二部”，末称为经。但不能由于它类似“孝经”，而断为“中国所撰”。实际上，东漠末牟子作“理惑篇”，东晋时郗景兴撰“奉法要”都曾引用过“四十二章经”，可见此经早为佛教徒昕传诵。但束晋与东漠相差三百年，古人傅抄，极为困难，因此道安编“综理众经目录”时竟缺此经。这事见“佑录”卷二载：“‘四十二章经’一卷，‘旧录”云：‘孝明皇帚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这里所指“旧录”是指晋成帚时，沙门支憨度所作的佛经目录。当时“方等”风行，经出更多，“四十二章”为常日所不备，道安可能没有看到，因此未编列经录，但不能因此得到结论：“四十二章经”并非摩腾、竺法兰所译。

　　梁启超认为“四十二章经”是伪书，理由是译文不似汉译文体，现存“四十二章经”经文流畅，文字优美，只有三国两晋时译的佛经才符合当代文风。经考证，“四十二章经”原有雨种译本，其一是摩腾、竺法兰的汉译本，另一种则是吴支谦的译本。

据“大周经录”卷八载：

　　“‘四十二章经’一卷（初译六纸）。”后汉明帝代永平十年，迦叶摩腾共竺法兰于白马寺译，出‘长房录’。

　　‘四十二章经’一卷（第二出）。吴支谦译，与摩腾译者少异。

　　‘四十二章经’（第三出），见“长房录”。上三经同本别译。”

　　但查“长房录”，仅有第一、第二出，没有第三出。至于支谦所译，“长厉录”记载说：“‘四十二章经’一卷，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汉译文句、朴质无藻；而刘宋以后，随着时代文风的变异，译文就优美流畅。古人写经，往往不注意译者，而将早巳失夫的第一出误为支谦所译，流传至今，因袭末改。这就是梁启超误认“伪书”的原因。再从郡超“奉法要”引的“四十二章经”和高丽·藏经的“四十二章经”一段对照：“奉法要”引经云：

　　“佛问诸弟子，何谓‘无常’？一八曰：‘一日不可保，是为无常。乙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顷不可保，是为无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报，便就后世，是为无常。’佛言：“真佛弟子。’”

高丽藏经本则载：

　　“佛问诸沙门：“人命在几问？’对曰：‘在数日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乙对曰：气在饭食闾。’“去，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乙对曰：‘在呼吸间。’佛言：‘善哉！子可谓为道者矣。”可见漠晋译本虽文字有所不同，但经义则是一致的。据此而认为伪书，显然是因噎废食，颠倒是非了。

　　梁启超又称“四十二章”颇合大乘教理，它的伪作者一定深通老庄之学，旨在调和释、道思想。这种说法也不正确。因为“四十二章经”版本多达十数种，文字出入，多寡不等。但可归纳为三系：（一）丽本。（二）宋真宗注本。（三）宋守遂注本。丽本出于北宋初蜀版，采用唐以来公认的经典。而真宗注本与守遂注本则有所增删。如丽本在“牛行深泥章”之前，有“插悬珠章”。真宗注本合为一章，守遂本则仅存后三早。“四十二章经”是撮取群经而成的有很多章见于巴利文经和中国佛典，但较为简暑。如果将三本对照，可以证明：丽本常合乎原文，真宗本和守遂本则不悉依原本，妄加臆测。尤其守遂本，不但在文字上删改，还增加了新义，举例如下：

　　（一）守遂本卷首，多“四谛*轮”三早。

　　（二）增添了“内无昕得，外无所求，无念无作，非修非证”章。

　　（三）人有二十难，丽本只言五难，而守遂本加了“心行平等、见性学道”等十五难。

　　（四）丽本原为“吾何念？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莒？言道。”被改为：“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

　　（五）“牢狱章”末加“凡夫透得此门。”

　　（六）“牛行深泥章”前增“磨牛章”，还说：“心道若行，何用行道？”

　　（七）末章多了“视大干世界如一河于’等十一句。

　　这些枝蔓，把“四十二章经”原义改得面目全非。古本“四十二章经”说理平易，没有大乘的圆义和老庄的玄谈。而真宗本、守遂本恰添培了“见性学道”、“无修无证”等大乘义理。漠代佛经留存颇少，“四十二章经”又是第一部汉译佛经，确为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但经过窜改，失其本真，令人难辨真伪。这是引起梁启超怀疑的根本原因。—“四十二章经”原出小乘经典，但取其昕言，与汉代流行道术比较，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就说明，人心相同，所信的理也常常相似。另一方面，汉代道术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吸收并融化了佛教教义。如“太平经”有“精思”、“精明”、“不精之人”、“精进”等说法，东汉学者襄楷在“上桓帚疏”中说：“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这裹，“浮屠不三宿桑下”，源出“四十二章经”，而“精进”则引自康僧会二八度集经”卷六：“精存道奥，进之无怠。”襄疏又说：“天神遗似好女，浮屠日：‘此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天神以玉女试道的故事，两次见于“太平经”，但都是引自“四十二章经”。再就本经诸章内容来看，则可见于巴利文和汉译佛典，说明决非中国人所伪造。梁启超所指含老庄玄理，可能是一种误会。

　　最近在山西趟城发现的金刻大藏经中的“宝林传”中，其卷一载有“四十二章经”。引人嘱目的是：（一）行文常用韵语，如“仰天唾章”云：“佛言：恶人害贤者，犹如仰天唾，唾不及天公，还从己身坠。逆风扬恶尘，不能污上人。贤者不可毁，祸必降凶身。”这段在巴利文中，虽为偈，1nn，但漠译本中，并非韵语。（二）“实林传”载此经，除文字稍有出入外，与守遂本相同，毕凡增加的“无念无住”、“见性学道”等大乘义理，两本基本相同。“宝林传”是晚唐智炬所撰，专为禅宗僧人立传的僧传。“无念无住”、“见性学道”原为禅僧的口头语，可见这些修改，是有其思想根源的。用韵语行文，则是循宗门的习惯。又在杭州发现的宋绍兴二十九年石刻的“四十二章经”。经末有西蜀武翃的跋文，写道：“迦叶、竺法译于前，智圆训于中，骼偃序于后。”石刻经文与守遂本大体相同。孤山智圆的注疏已伙失。伹“释门正统”曾载智圆的序文说：“古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象无象之象，言无言之言，以复群生之性。”这里“言无言之言”引自守遂本的“言无言言”，依此推论，石刻经也用了禅宗所传之本（宝林本）。智圆是宋大台宗僧人，但深受禅宗的影响。西蜀武翊的跋文还称：“‘四十二章经’与‘人易’、气老’、‘庄’相表裹，叮见新收的级本不仅加入了大乘教义，而且其言可与道家玄理相附会，看来宋人此梁启超早就作此评价了。但这些“四十二章经”的本子既然并非真本，那么据此推言“四十二章经”是魏晋伪作，也就失掉依据。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应以吴支谦的译本为准。其他末真宗本、宋守遂本等虽添加大乘义理，调和释、道思思，但并非伪造。“四十二章经”乃抓取小乘群经而戍，它不同于其他佛经，只环绕单一的中心施教。又因为是原始佛教的教理诠释，它的思想性很强，对修学有实用意义。且经文不长，莒简义赅，便于持诵。因此是值得推广与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