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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之一:亦儒亦佛的柳宗元

人物故事  时间:2021-05-31   作者: 未知  来源: 弘化社  点击:     放大 正常 缩小 关闭 手机版

经世致用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倡导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之一。

祖籍河东柳氏,祖上世代为官。其父柳镇曾任侍御史等职。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范阳卢氏。773年,柳宗元出生于京城长安。四岁时,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西庄园里,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因此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他九岁时遭遇建中之乱,建中四年,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柳镇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随父亲宦游,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他参与社交,结友纳朋,并受到人们的重视。跟随父亲柳镇期间,柳宗元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能诗善文的父亲和信佛的母亲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贞元九年(793年),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二十六岁又中博学宏词科,调蓝田尉,后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改革的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

虽左迁柳州,柳宗元在任上仍积极进取,实施利民举措,政善一方。

一、释放奴婢

柳州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柳宗元发布政令,“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仍可出钱赎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服役期间,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举动受到贫困百姓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

二、兴办学堂

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同时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

三、开凿水井

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四、开荒建设

柳州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柳宗元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柳宗元还重视植树造林,亲自参加植树活动。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街巷,修筑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

奉儒崇佛

柳宗元是一个信奉儒家、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的士大夫,但他并不像一些儒家人士排斥佛教,相反,他像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发现儒佛本来相通。

例如佛家之戒律与儒家礼仪: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他还指出,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金仙氏之首,盖本于孝敬”,这些都是儒佛一致的地方。简言之,“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柳宗元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在《柳河东集》中,有许多体现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文字,其中有碑文、塔铭、序文、诗歌等。从这些文字也可看出,柳宗元与当时的佛教僧侣有广泛的联系、交往。

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与高僧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等法师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

在佛学思想上,柳宗元对天台、净土、禅等均有一定的理解。他曾听重巽和尚讲天台教义,也曾作《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纪念净土院的修建,以期起发观者对西方净土的信仰

中国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所欺也。”

晋时庐山远法师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时。其后天台大师著《释净土十疑论》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赖焉,盖其留异迹而去者甚众。

永州龙兴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净土堂于寺之东偏,常奉斯事。逮今馀二十年,廉隅毁顿,图像崩坠。会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复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故虽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誓葺兹宇,以开后学。

有信士图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冯公作大门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环以廊庑,缋二大士之像,缯盖幢幡,以成就之。呜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论》书于墙宇,使观者起信焉。

此外,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很多作品具有佛学浸润的色彩,或采摄佛经语汇,或简练佛经事状,或点化佛学义理。

如柳宗元的寓言文创作,体例明显模仿佛教的譬喻经:先是讲一个现实的故事,最后用简单的一句话点明主题。其中有些篇章的构思直接取自佛书。如著名的《柳州三戒》的《黔之驴》,取材于附北凉录失译《大方广十轮经》里的譬喻:

“譬如有驴著师子皮,自以为师子。有人远见,亦谓师子。驴未鸣时,无能分别,既出声已,远近皆知非实师子。诸人见者,皆悉唾言:此弊恶驴,非师子也。”

他的《蝜蝂传》写一种负重小虫,人去其负,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卒坠地死,讽刺人的贪婪冒进,立意则取自《旧杂譬喻经》第二十一经“蛾缘壁相逢,争斗共堕地”。

柳宗元的散文《东海若》宣扬净土思想,省庵大师曾为其作解曰:

《东海若》者,昔有唐名儒柳子厚,愍学佛者知见不同,于净土法门信毁不一,其间利害,不啻天渊。欲令知所去取,以造乎心性之极致,故作此文也。第习儒者既以佛理而置之弗究,学佛者又以文字而漫不经心。间有聪明之士,多阙信根。设具信根,复无智慧。致使深文奥义,韬晦于残编断简中,莫之通达,岂不惜哉!因申明其义,以为解释,庶几为初机劝发之一助云。(《净宗十一组省庵法师遗著》)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虽是儒士,却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他一方面积极进取,经世致用;另一方面又能研求佛道,探心性之深广,过着亦儒以佛的精神生活。

经世致用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倡导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之一。

祖籍河东柳氏,祖上世代为官。其父柳镇曾任侍御史等职。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范阳卢氏。773年,柳宗元出生于京城长安。四岁时,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西庄园里,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因此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他九岁时遭遇建中之乱,建中四年,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柳镇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随父亲宦游,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他参与社交,结友纳朋,并受到人们的重视。跟随父亲柳镇期间,柳宗元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能诗善文的父亲和信佛的母亲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贞元九年(793年),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二十六岁又中博学宏词科,调蓝田尉,后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改革的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

虽左迁柳州,柳宗元在任上仍积极进取,实施利民举措,政善一方。

一、释放奴婢

柳州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柳宗元发布政令,“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仍可出钱赎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服役期间,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举动受到贫困百姓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

二、兴办学堂

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同时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

三、开凿水井

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四、开荒建设

柳州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柳宗元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柳宗元还重视植树造林,亲自参加植树活动。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街巷,修筑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

奉儒崇佛

柳宗元是一个信奉儒家、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的士大夫,但他并不像一些儒家人士排斥佛教,相反,他像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发现儒佛本来相通。

例如佛家之戒律与儒家礼仪: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他还指出,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金仙氏之首,盖本于孝敬”,这些都是儒佛一致的地方。简言之,“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柳宗元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在《柳河东集》中,有许多体现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文字,其中有碑文、塔铭、序文、诗歌等。从这些文字也可看出,柳宗元与当时的佛教僧侣有广泛的联系、交往。

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与高僧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等法师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

在佛学思想上,柳宗元对天台、净土、禅等均有一定的理解。他曾听重巽和尚讲天台教义,也曾作《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纪念净土院的修建,以期起发观者对西方净土的信仰:

中国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所欺也。”

晋时庐山远法师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时。其后天台大师著《释净土十疑论》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赖焉,盖其留异迹而去者甚众。

永州龙兴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净土堂于寺之东偏,常奉斯事。逮今馀二十年,廉隅毁顿,图像崩坠。会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复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故虽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誓葺兹宇,以开后学。

有信士图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冯公作大门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环以廊庑,缋二大士之像,缯盖幢幡,以成就之。呜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论》书于墙宇,使观者起信焉。

此外,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很多作品具有佛学浸润的色彩,或采摄佛经语汇,或简练佛经事状,或点化佛学义理。

如柳宗元的寓言文创作,体例明显模仿佛教的譬喻经:先是讲一个现实的故事,最后用简单的一句话点明主题。其中有些篇章的构思直接取自佛书。如著名的《柳州三戒》的《黔之驴》,取材于附北凉录失译《大方广十轮经》里的譬喻:

“譬如有驴著师子皮,自以为师子。有人远见,亦谓师子。驴未鸣时,无能分别,既出声已,远近皆知非实师子。诸人见者,皆悉唾言:此弊恶驴,非师子也。”

他的《蝜蝂传》写一种负重小虫,人去其负,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卒坠地死,讽刺人的贪婪冒进,立意则取自《旧杂譬喻经》第二十一经“蛾缘壁相逢,争斗共堕地”。

柳宗元的散文《东海若》宣扬净土思想,省庵大师曾为其作解曰:

《东海若》者,昔有唐名儒柳子厚,愍学佛者知见不同,于净土法门信毁不一,其间利害,不啻天渊。欲令知所去取,以造乎心性之极致,故作此文也。第习儒者既以佛理而置之弗究,学佛者又以文字而漫不经心。间有聪明之士,多阙信根。设具信根,复无智慧。致使深文奥义,韬晦于残编断简中,莫之通达,岂不惜哉!因申明其义,以为解释,庶几为初机劝发之一助云。(《净宗十一组省庵法师遗著》)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虽是儒士,却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他一方面积极进取,经世致用;另一方面又能研求佛道,探心性之深广,过着亦儒以佛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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