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禅宗方法整理《坛经》

以禅宗方法整理《坛经》

　　任继愈

　　近半个世纪，《坛经》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兴趣，研究者遍及海内及欧亚地区，这一趋势与思想界关心禅宗的研究有关。“禅”这一专门用语，已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禅宗研究的兴起又与国际哲学界关心直觉主义、神秘主义思潮相呼应。

　　禅宗这一宗派与中国隋唐佛教天台、华严、法相并列为四大宗派。中国佛教义理之学，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也只有这四个大的宗派。

　　影响深远的这四大宗派中，禅宗比其他三派更具有东方汉传佛教的民族特色。

　　禅宗的思想方法不重思辨推理的过程，而在直探本源的体认。禅不是从概念上引导信徒走向宗教境界，而是生活经验的升华心灵感受走向宗教境界。禅宗教人，更多用力于性情、人格的培养，也就是内心的自觉，而不大注重外在权威的灌输，借外在权威迫使鄙劣欲念消退。在这一点上，禅宗与净土宗存在最大的区别，与其他各宗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如果问禅宗教人解脱法门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自己解脱。如果自己不会解脱，不敢解脱，佛祖释迦牟尼对这种信徒也无能为力。自行解脱，要有方法，更要有自信心。禅宗教人，不允许信徒们问自己“我能办得到吗”，而是要人们坚定信心：“我一定办得到！”这种宗教信仰的决心、愿力，原始佛教本来也有。如佛教经典中经常讲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且不必追究新生的婴儿有没有生下来就会说话、会走路的本领，神话归神话。但是，我们可以承认佛教教人树立坚定的宗教信仰，不要受外界任何干扰。不论是社会习惯的束缚，还是最高权威的压力，都不能动摇自己的信心。禅宗对佛教教义中的这一点是吃透了的。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使得另外的许多宗派，即使不赞成禅宗的一些主张和教育方法，却不能不认同其在佛教中的地位。

　　禅宗从慧能创立南宗开始，即重视《金刚经》，慧能的老师弘忍传教，以《楞伽》、《金刚》并重，有所变革。可以说明，禅宗更着重般若空宗“以遮为表”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以否定表达其所肯定；以不明说表达其所要说；以无为启发其有为。这也是印度般若学派的一贯宗旨。禅宗自称“教外别传”，虽曰“别传”，它传的还是佛教的主要部分。中国隋唐以后，宗派林立，其他各派对这个土生土长、来历不明的宗派啧有烦言，却不敢轻视，因为它抓住了佛教精神的一部分。

　　禅宗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使它选择适合该宗派的传教方式。读禅宗典籍要符合禅宗思维方式，对禅宗和尚语录要与其他各宗派的著作也应有所区别。有的宗派特别注意语义明晰，心理描述，心情变化，遣词、翻译原著，必须字斟句酌。例如佛典旧译“观觉”，玄奘译为“寻伺”，意在区别心理活动的细微差异。这种认真的态度可取，也可贵，但对禅宗并不适用。

　　研究禅宗，要按禅宗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还要注意禅宗善于因材施教、因病投药的教学特点。同一问题，对不同提问者往往记录着不同的答复，有时相近，有时相反。

　　早期禅宗大师多见识高超而文化低下。我们看到唐人手抄的禅宗语录，错别字迭出，甚至文义不全。这种现象在其他宗派的手抄本中极少出现。这一事实，给禅宗研究者带来不少困难。正因为如此，禅宗经典文献《坛经》才会产生众多版本，人们常见的即有十几种以上。近代学者用了差不多近百年的时间从事校勘、订正。大家力图向社会提供一个可信的版本，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努力值得尊重。

　　禅宗语录，从慧能开始，就提醒人们不要死抠字句，而要掌握他讲话的精神实质。这也是佛教涅架“四依”中的“依义不依语”的古训。禅宗原来的衣钵相传，应当是早期禅学没有广泛普及的情况。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削弱，天下分崩离析，这一学派不专事经典，直指心印。禅学弟子各凭师傅的传授，结合自己的理解，从事传教事业。不同的版本各呈异彩，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禅宗《坛经》有没有一个定本？不可能有。中原地区战乱不断，文献保存不易，敦煌地区相对安定，千佛洞保存的手抄本足以反映河西地区流传的《坛经》面貌。

　　《坛经》的校勘任务，不在于恢复《坛经》的本来面貌，因为本来面貌很难说。《坛经》作者慧能（惠能）就有两种写法并存。即使今天慧能复生，问他本人，名字如何写，慧能也回答不出，因为他不识字。我们当然不能断定两个“慧能”哪个正确。

　　是不是我们研究者就无所作为？也不是。我们应当根据禅宗思想体系，按照禅宗的思路，把《坛经》理顺。以禅宗方法整理《坛经》，尽量避免用汉学家、经学家的方法整理《坛经》，这是比较可行的办法。回头来看过去已出版的世上已流行的几种版本，最好避免用“篡改”等字样，尽量不相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标准本的《坛经》的假设。只能就现有的敦煌本《坛经》的错讹字句、明显错别字理顺。还要探索一下唐时民间流行的习惯语，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人名称谓，地区、地名，通盘考虑。当然，更重要的是按禅宗的思路来整理《坛经》。不要理顺了《坛经》的字句，却背离了禅宗思想。李、方二位的《坛经合校》本，应当看作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的又一枝奇葩。这个版本还不能成为定本，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通顺可用的新版本，为有心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导游图。有了导游图，路还要自己走，判断、评论，还要作者自己拿主见。

　　（原载《敦煌坛经合校筒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