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佛寺的新刻碑帖谈董其昌的书法

　　从玉佛寺的新刻碑帖谈董其昌的书法
　　松江藏家朱庸文先生藏有董其昌书《四十二章经》，上海图书舘藏有董书《释迦如来成道记》明刻旧拓。友人建议何不勒石成碑，镶嵌於墙壁，增添丛林一景呢，我想这个建议很好，一则可使玉佛寺增事踵华，二则可利用晨夕观摩读诵，亦有益於身心。於是延请著名刻工黄怀觉，精心雕刻，化了三年时间镑刻成二十四石，嵌在般若丈室大门两侧墙壁上。此亦不失为艺林之盛事也。
　　董其昌(一五五五年—一六三六年)，字香光，一字玄宰，号思翁，明华亭县(江苏松江)人。万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世称宗伯，著有《容台集》，《画禅实随笔》等传世。他竭毕生精力从事於书画艺术，行楷之妙，跨绝一代。他自云：“吾学书初师颜平原(真卿)《多宝塔》，改学虞世南，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旦不表》，自谓逼左，不复以文徵明、祝允明、置之眼角。……此游嘉兴，得尽观项子京家藏真迹，观右军《官奴帖》於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自此渐有所得。”他又云：“余书与赵文敏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趟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趟书亦输一着，第作意者少年。”这里，他於书法一道多么的自负。虽然他自道学书经由唐而上溯魏、晋的，但实际上肯定是从元、宋各书家手迹临摹求得法门的。他把自己和卷书的优缺点比较得恰如其分，是他学趟的自供，也是一番甘苦之言。这次昕刻的《四十二章经》自称“仿米元章书”，可见他对米芾也是崇拜的。总之，他学书是由近及古，由下而上的。等他看到羲之《官奴帖》和晋、唐人真迹已是晚年之事了。他虽说初学颜、虞，後学锺、王，可是在他笔底却找不到颜、虞和《宣示表》的痕迹想来似盐入水中，全然融化了。启董以後帖学日趋下坡了。这是因为帖学到後来一味追求清秀，自“兰亭面，西施骨”之诮。尤其是“舘合体”的楷书，以乌、方、光三字为标准，弄得干人一面。再加科举既废，楷书就不受人所重视了。“不有新变；何以代雄”。於是郑板桥、金冬心等，直接从篆、隶中找出革新的路子，包世臣、康有为以此碑挽救颓势，顿使书道耳目一新。书法的推陈出新，开风气之先，虽有波谲云诡，不轨於正，毕竟富有革命气息。流弊则如脱缰之马，难以驾御。现下因学书者对楷法都都不曾痛下工夫，所以对书道方面又有些脱离现实了。目前人民生活安定，正是研究书法的最好环境。窃以为当前青年入学书，应以提倡“帖学”为宜，要学楷书，则董其昌正是一位信得遇的老师。从他自己所介绍的学书经验来看，他自下而上，由近及远，临摹过多少碑帖，可见要成为一代宗匠绝非易事。当前有启元白(功)先生，他的书法从煊烂归平淡，平正秀润，雅俗共赏，是精於帖学的南派代表人物。
　　目前《绛帖》、《大观帖》等名帖，已如墨林星风，不易得见。即欲求一较佳之法帖亦难於搜购，而玉佛寺新铙的两种董书佛经，正如出上文物，颇受参观者的瞩目，不少爱好者要求拓碑学书，可以想象它会使行将湮没无闻的“南派”书法重新发扬光大。
　　一九八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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