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福严精舍以来，我主要有过四次的建筑──四十二年建福严精舍；四十三年冬精舍的增建；四十九年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五十三年冬建的妙云兰若。说到建筑，要选择地点；筹划经费；即使包工，也要有监工的。这些，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些因缘是难以思议的。
说到地点，福严精舍的筹建是香港，地也置定了，款项也筹得差不多了（移在台湾的建筑费，主要是从香港带来的）。为了来台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 会，一时不能回去，只好移建在台湾的新竹，这是出乎意外的。而更意外的是：地也买了，工也包妥了，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所以无论是顺缘，是逆缘，只能说是我的因缘在台湾了。
妙云兰若的建筑，是想觅地静修的。台中慈明寺主圣印介绍的北屯那块地，非常适宜，准备订约了，临时想到水的问题而作罢。在高雄郊区，也看定一块地，准备决定了，听说大水会淹没而停止进行。觅地，实在是不容易的！嘉义居士们自动来信，为我找到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要我到嘉义去看。我到嘉义去看，地在兰潭旁边，风景不错，但附近军眷多，可能会烦杂些。不知那位提议，苏祈财居士有一个果园，大家也就同去看看。果园（隔溪）对面，苏居士说：「这里，从前冈山玉明老和尚，曾在此静修；抗战期间，一位日本禅师也住过」。我向里面一望，阴森森的，杂树纵横，蔓草丛生，连片板也没有了。我说：「这里好」。偶然的经过，就这样的决定了。回忆起来，自己也说不出我到底看中了什么。我想，也许这块地有佛缘，与我有缘吧！
说到筹集建筑经费，有些非常意外，连说出来也许有人会怀疑的，但确乎是事实。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冬，福严精舍要增建部分房屋。仅有台币一万元的积余，其余不知向那里去筹措。我自己画了一纸平面图（大样而已），决定先去看一个人，并约一个人谈谈，再来切实进行。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从新竹到了台北市昆明街林慧力（慈航法师为他取的法名是「慈舍」）家。坐下来，他就谈起：「我告诉我的先生，我有两个师父。胖胖的师父（指慈航法师）福报大，我供养些穿的契的就得了。瘦瘦的师父（指我）福报差，在新竹有几个学生，听说还住不下，我想要多少发心。我的先生说：好！乐捐三（或二，记不清了）万元吧」！我听得希奇，从怀中取出那张平面图说：「今天来正是为了这个呀」！这一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慧力与他的先生，关系早已非常疏远。最近忽而好些，有时来看看他。数月以后，移住新北投，这因缘怎么也不可能了！
下午，到了善导寺。晚上，约见的人来了。我要约见的，是刘亮畴居士。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知道他的家世与现况。去年冬天，印海到精舍来住，带来刘居士的供养美金一百元，据印海说：刘居士常来善导寺借藏经，此外也不知道。当时我写信谢谢他，将近一年了，也没有联络。我为了增建，忽然想起了他。不过一向没有关联，也不存太大的希望。刘居士与太太──胡毓秀居士同来，我不会闲话，开门见山的说起为了事实需要，想有所增建。他就说：「随喜！随喜」！指他的太太说：「他也要发心多少」。他问我：「香港有可信托的人吗」？我说：「陈静涛居士是绝对可信的」。他没有说什么，只说：「明天晚上再来」。就这样的走了。星期日晚上，刘居士夫归俩又来了。拿出一张──应该是什么公司的股息单，两人都签了字，交给我，数目大约港币四、五千元。刘居士又说：「建筑费还不够，下次再供养一点」。后来，先后又交来台币，约值美金一仟贰佰元。我的增建工程费，可以说，就在这出来的一天，就这样的解决了。这是可以求得的吗？是我所能想象到的吗？因缘实在不可思议！
建筑工程的进行，是很麻烦的。我没有建筑经验，也没有兴趣与精神去监督工程，那怎么办？我竟每次不用自己操心，而且人都去了别处。回忆起来，也觉得希有。福严精舍的建筑在新竹，工程包妥，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我急着去香港，一切工程由一同寺玄深的监督而进行。包工包料，工程还算不错。到四十三年冬的增建，是购料包工。木材与水泥备妥了，工也包了，我就赶着去菲律宾。建材的管理与添购，工程的监督，由精舍的住众──悟一与常觉等负责。等到四月上旬回来，不但早已竣工，演培等都早已来住定了（精舍以后的增建，是常觉经手，不能说是我的建筑了）。台北市慧日讲堂的创建，我那时正一年一度的要去菲律宾，这可为难了。曾任台北市议长林挺生先生的令堂，是归依我的，法名法观。讲堂的地，也是向林府购买的。由法观从旁劝发，林惿灶老居士──林议长的尊翁，答应为我负责工程的一切，建材，工人，以及佛龛、经橱、讲桌、水池、草坪，一起承担。在我去菲律宾后，对讲堂的构造，还代作局部的修正。讲堂是填土三尺，而磨石子没有少少裂痕，可见工程是很实在的。全部建费，大数捌拾万元，我是几元几角都结清了的。但一切由惿灶老居士负责代办，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缘了！我感谢他，也为佛法的感召而欢喜！讲堂后来又有局部的增建，由黄营洲居士代为经营一切。妙云兰若在嘉义，我又人在台北，不可能监督工程。天龙寺住持心一，发心为我监工，一天去（工地）一次或两次，也真难为他了！我经手的建筑，都不用自己监工。有人说我福报大，我不承认，我就是没有福德，才多障多灾。建筑方面，是佛法的感应吧！也许在这点上，过去生中我曾结有善缘的。
台北慧日讲堂的修建，是我主动的要这样去做的。我没有随顺因缘的自然发展，所以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不必要的困扰。这又恰好与当时善导寺（与我断了而又似乎未断）的内部风波相呼应，增加了进行的困难。
我与老学长道源去泰国，经一个月的共同生活，他有所感的说：「印老！你原来也是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的」。我说：「是的，你以为我喉咙会发痒吗」？我没有口才，缺乏振奋人心的鼓动力，对宗教宣传来说，我是并不理想的。我的对外宣讲，每是适应而带点不得已的。那为什么要建立慧日讲堂？我当时有一构想，佛教难道非应付经忏，卖素斋，供禄（莲）位不可！不如创一讲堂，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从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实来证明。而且，对精舍的学众，也可给以对外宣扬的实习机会。另一重要原因，是福严精舍在新竹，经费是依赖台北及海外的。海外不可能持久，而台北方面，福严精舍护法会，还依赖善导寺（住持是演培）而活动。然在我的观察中，善导寺的问题，不久就要到来（这在演培、续明他们，也许不会理解，所以他们也不大热心于建立慧日讲堂）。到那时，与台北信众的联系，将缺乏适常的地点。所以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冬，就与几位居士谈起，要他们先代找一块三、四百坪的地，等明年再进行筹建讲堂。我就到菲律宾度旧年去了。
我是四十八年（五十四岁）八月七日（国历）回台湾的。在菲时，曾接到有关修建的两封信。
1.精舍住持续明来信：国历四月四日，姜绍谟居士介绍一位徐（大使）夫人，来参加般若法会。他愿以台币拾万元，在精舍山上建一观音殿。续明不肯作主，说要问过老法师。
2.曾慧泰来信：孙（立人）夫人张清扬居士，热心护法，将来建筑经费，想请他发心（据说：张清扬居士常去邻近的黄蕴德居士（法名慧度）家。谈起来，对现在的住处，也有些不满。对佛教，大有要护法而无从护起的感慨。慧度与慧泰、慧琦有往来，也就谈到了我，张清扬居士就说了几句好话。就这样，他们直觉的以为可护助我修建讲堂了）。我立刻回信：在现阶段（立人将军已退职），孙夫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佛教界的内情，居士们不完全懂得！被苏北佛教界推尊为少老的张少齐居士，与张清扬居士结成儿女亲家，张清扬居士也就常住在张府。很早就一切尊重张居士，以张居士的意思为意思，这怎么可以直接向孙夫人筹款呢！这两封信，结果都引起了意外。
我回到台北，曾慧泰与周王慧芬（法名法慧）居士，非常热心。但有些话，我是不便向他们说的，只是劝他们不要向孙夫人募化。他们竟自以为然，去张清扬居士处，请他为讲堂的建筑而发心。没有几天，张少齐居士主办的『觉世』，发表了消息，说得非常巧妙。大意是：印顺老法师有善导寺的大讲堂（我离去了善导寺，谁不知道呢），现又在台北筹建讲堂。老法师在菲律宾，有侨领供养美钞一万元；某大使夫人也发心多少，老法师的福报真大！这一消息的反面意义，是：有了大讲堂，为什么要再建？要建，建筑费也足够了，不用再乐施。张居士真不愧为苏北佛教界的元老！演培与隆根见了这一消息，赶着去质问张居士，认为不应该如此破坏。张说：据马路新闻（传说），还不止这数目呢！两人无可奈何，气忿的来见我，我说：「你们去质问，根本就是错了」！这就是向张清扬居士募款得来的反应（还有与慧芬有关的无头信，可以不必说了）。
所说的徐大使夫人，在危难中曾蒙观音菩萨的感应，所以要发愿建像供养。徐大使调部服务，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姜绍谟，知道姜居士现任中佛会常委，就把建观音殿的事，全权拜托，这才介绍到精舍来。我在八月初，约见了徐氏夫妇与姜居士，我建议要在台北建讲堂，如在讲堂中供一观音像，可有更多的人前来礼敬。当然，一切以姜居士的意思而决定（后送来台币五万元而了结此愿）。徐夫人曾说到：北投佛教文化馆向他建议：修一观音阁，附几个房间。这里风景好，可以来度假、避暑，预算约三十万元。后来，有人说我抢了别人的护法。唉！来精舍是那么早，我没有送礼，没有登门拜访，一切出于自愿，是我去与人争利吗？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出于我筹建讲堂的一念，否则就不会有这些不必要的干扰！其实，这只是小小的不如意因缘，更大的困扰，还在后面呢！唉！真是好事不如无！
我到台湾来，有那么多的障碍，主要的症结，以住在善导寺为第一。脱离这是非场，是我经历了漫天风雨以来的最大愿望。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辞去了善导寺住持，这应该可以解决了吗？然李子老竟把演培留了下来，由护法会请演培任住持，这所以我对于善导寺，断而又似乎未断。脱离是非场真不容易！
演培任住持，请悟一为监院；四十七年底，又邀悟一的好友妙然进善导寺为监院（二当家）。演培出国了两次，等到回来，早上已没有人上殿。演培一个人去敲木鱼、礼诵。演培与妙然不和，悟一却表示在两人之间。恰好善导寺收回了部分房屋，悟一大加修理，为了装置卫生设备，子老与悟一冲突起来。子老一向以不用钱为原则，实在有点过分！于是子老代表护法会，支持演培来对付监院。演培想得到护法会的支持而辞卸妙然，而子老有自己的目的，拟订了几项办法，主要是会计独立，想将经济从监院手中要过来。我回国不久，子老将办法给我看，又拿去给护法会的护法看。又回来对我说：「我告诉大家，导师（指我）也看过了」我当时问他：「导师说什么」？子老答：「不加可否」。
还有，我辞退了，子老留演培任住持，演培是没有经济观念的。我为了十八 年来的友谊，不能不对子老说（对演培说，他是不会懂的）：「此次从泰国回来，发见帐目有了变动。过去有了积余，将款存出去时，就明白的在帐上支出，存在什么地方。而现在帐上，悟一将一切外存都收回了。帐上只是结存台币多少万，而不明白这些钱存在何处」。我当时说：「现在钱是不会错的（我交卸时，一一交清），但这一写帐方法，你应该知道可能引起什么问题的」。子老说：「我知道，我会看住他」。子老那时，为了入党，为了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大家好得很。他是护法会的住寺代表，他到底看住些什么？等到与悟一闹翻，要会计独立，才把我的话提出来，对台中慎斋堂主说：「导师也说悟一的经济有问题」。话立刻传入悟一耳中，当然对我不愉快。子老老了！不知「导师说」到底有多少分量，而只想一再的加以运用。
会计制度被破坏而建立不起来。四十九年，演培又增请隆根任监院（三位了），但也不能有什么用。到此时，一件事──我一直怀疑的事，终于明白了。隆根是我任住持时，经悟一建议而邀来台湾的。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请隆根任副寺，也就是协助监院。隆根并不负责，悟一也没有说什么，这现象是离奇的，到底为了什么呢？在善导寺纠纷中，隆根支持演培，内情才传说出来。原来，悟一是请隆根来任监院的，隆根也以任监院的名义而离开香港。但到了台湾，竟然不是监院，这难怪行动有点不合常情了。在这些上，充分明白了悟一的雄才大略。他自己是监院，就会不得我（住持）的同意而去香港请监院，他早在为他的未来而布局，当时我虽不明白一切内情，而早就深刻的直觉得不对，但我可以去向谁说呢！
善导寺纠纷的本质，事件发展的趋势，我自以为认识得非常彻底，不存任何幻想。可是，四十九年（五十五岁）春天，我的忽然一念无明，几乎脱不了手。一直闹得不可开交，总不是办法呀！我忽然想起，就与悟一等（善导寺全体僧众）谈起我的构想，一个息除诤执的方案。当时，悟一听了也觉得满意，说自己是有人性的，也就是不会忘记这番好意的。于是由护法会推请证莲老与我商酌，拟订方案。主要为，一、多请几位长老为导师：住持不能任意辞退监院，要得多数导师的同意。反之，如多数认为处事不善而应加罢斥，监院也不能赖着不肯走。这是住持与监院间的制衡作用。二、大家分工合作：我那时在菲岛，与性老拟订的方案，想引用到善导寺来。监院既有了三位，那就一主事务、一主财务、一主法务，大家分工合作。想不到方案一经提出，竟引起了一片骂声。问题是：总揽事务的，就不能主管经济；要主管经济，就不能总揽事务。悟一到底是聪明的，大概想通了，这是与自己的权力有碍的。好在有护法陈景陶居士出来，抗论了一下，我与证老才从纠纷中脱出来。事后回忆起来，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又忽而愚痴，这大概就是人性一面，在明知其不可能，而又多少存点侥幸心吧！
子老只为他的善导寺，决不为别人着想。他要演培来问我，能不能将慧日讲堂的建筑费，用来修建善导寺的大讲堂（演培那时可能也有这种想法的）？演培在年底，还邀悟一去精舍，希望能解释误会。演培对悟一存有幻想，竟忘了苏北长老的话：「演培法师！你不要听李子老的话，与印老远离一点，我们拥护你做青年领袖。否则，苏北人没有与你做朋友的」！这要到我的方案被反对，续明的『佛教时论集』被密告，演培这才渐渐的绝望了。我要去菲律宾时说：「你三年的任期圆满，可以辞退了」！
演培辞退了，由谁来为子老护持善导寺呢？四十九年秋，由护法会礼请闽院学长默如住持。晋山那一天，监院就当众叫嚣诃斥子老。子老这才住入医院，尽其最后的努力。子老拟了以善导寺为中国佛教活动中心的提案，经最高当局核可。然后由中央党部，内政部等五单位，共同作成行政处分，交由中国佛教会、台北市政府执行。好在中国佛教会帮忙，悟一又着实努力一番，方案也就被搁置了。我从菲律宾回来，子老将情形告诉我，并且说：「我是胜利了。至于能否执行，那是政府的事」。有政治经验的人，到底是不同的。假使是我，那只有承认失败了。
默如又不得不辞退了。五十年夏，由护法会礼请道安法师住持，以尊重二位监院的确定地位为前提。从此子老也从事实经验中，知道了悟一的确能干，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放下一切，一切由悟一去处理，也就相安无事，恢复了两年前的友善，在善导寺过着宁静的晚年。道安法师渐渐少来了，不来了，很久很久，一直拖到五十六年冬天，才由子老向护法会推介，礼请悟一为住持。纠纷，是很不容易安定的。远些说，从我来台湾，住入善导寺开始。至少，在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二年多的艰苦斗争，到此才可以告一结束。我自从离开善导寺，与善导寺的内部纠纷，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多少还要被子老与演培牵涉到。等到演培辞退，我多年来的愿望，才真正的实现了！
子老曾经写了一部『 百年一梦记 』，别的事情，倒还记得清楚，独对二年多为善导寺的护法奋斗，竟没有说到。子老毕竟老了！老年人是容易忘记近年事的。如挂在善导寺门口，那块海潮音月刊社的招牌，也在纠纷中被拿下来而不知丢到那里去。而一经和好如初，子老还想请悟一来共同保管海潮音的基金呢！子老毕竟是老了！
「内修，还是外弘」？记得演培曾一再问过我，这应该是反应了共住者的意见。回忆， 起来，只是惭愧，我是矛盾、困惑于内修外弘而两不着实。
到台湾以前，我依附学团，始终与共住者过着内修的生活，极为轻松。到了台湾，住进善导寺，为事实所迫，不得已而为信众们讲经说法，可说开始了外弘的生活。外弘，不是我所长的，而就子老的善导寺来说，不只希望你讲经说法，主持法会，还希望你能写反文章（演培曾写一个小册子），写向共区的广播稿（演培写了些）。如有佛教的国际活动，你就去代表出席，这也是子老善导寺的光荣。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夏天，出席泰国的佛元二千五百年庆典，我一直推说身体不好。我在新竹，接到子老从台北来信：为了代表出席，星期ｘ某人要来，你决不能说有病。结果，人没有来，而我已被推派为代表。代表只有二人，甘珠尔瓦与我，其余的是观察员。我到了台北，道安法师说：「你去不去？不去，得赶快辞呀」！我只苦笑了笑。我无意占去代表的一席，但我说要辞，会怎样伤害子老呢！在这些上，我不能满足子老的要求，我比演培差得多了！
福严精舍于四十二年九月成立，成一独立学团。子老见我有了负担，每星期还要往来，所以计算了一下，每月供养导师三百五十元。直到四十三年底，还只有唯慈、印海、悟一、常觉──少数人。精舍的生活，除三百五十元外，凭讲经、主持法会（每次三百元），信众多少供养而维持。那时，我与精舍的经济是不分的、我建筑了关房，早有离去善导寺的决心。明（四十四）年住众要增多到十五、六人，真是好事，但生活将怎样维持！年底，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将回台湾时，与瑞今法师商量，得到他的支持，愿意代为筹措生活费三年，这是我所应该感谢的！那年六月，演培在善导寺成立了福严精舍护法会，善导寺护法会也每月乐助一千元（导师的供养三百五十元，从此取消）。从此，福严精舍的经济独立。我应该领导内修了吧，但是病了。一直到四十六年（五十二岁）秋天，才离开善导寺而回到福严精舍。
演培住持善导寺，仁俊在碧山岩，常觉而外，仅续明在精舍掩关（就是四十四年修的那个关房）。在台湾来共住的，有印海、妙峰、隆根、真华、幻生、正宗、修严、通妙，及几位年青的，中年出家的（如法融等）。当时成立了「新竹女众佛学院」，所以一面自己讲（曾讲『法华经』等要义，及『楞伽经』）；妙峰、印海等也在女众院授课，希望能教学相长。四十七年夏天，我又去了菲律宾。回来，就推续明住持精舍。对内的领导修学，也就由续明负责了。我那时有一想法──还是为了福严精舍，在台北成立慧日讲堂。希望精舍与讲堂，能分别的内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讲堂的建筑费，半数是从马尼拉筹来的，这都得力于妙钦，尤其是广范热心推动的功德。现在回忆起来，后人自有后人福，何必想得那么远呢！
对外弘，善导寺那段时间而外，慧日讲堂三年多，也着实讲了些经论，听的人还不算少。对内修，在台湾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春），我没有能尽力，除了病缘、事缘，主要是：从前那样热心的与同学共同论究，是有几位于佛学有些基础，能理会我所说的有些什么特色。在这些上，引起了大家为佛法的热心。在台湾呢，有的年龄大了，有了自己的倾向；有的学力不足，听了也没有什么反应；有的因为我的障碍多，不敢来共住。这样；我虽也多少讲说，而缺乏了过去的热心。
圣严来看我，说：「老法师似乎很孤独」。「也许是的」。我以「东方净土发微」为例，他说：「新义如旧」。是的！说了等于不说。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喜悦，也没有人痛恨（痛恨的，保持在口头传说中）。他问我：「掩关遥寄诸方中说：时难感亲依，折翮叹罗什，是慨叹演培、仁俊的离去吗」？我说：「不是的，那是举真谛（亲依）、罗什，以慨伤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罢了」。我想，如现在而是大陆过去那样，有几所重视佛学的佛学院，多有几位具有为法真诚的青年，我对佛法也许还有点裨益。虽然现在也有称叹我的，但我与现代的中国佛教距离越来越远了。有的说我是三论宗，有的尊称我为论师，有的指我是学者，让人去称呼罢！
学佛法的（男众）青年，是那样难得！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约的建议，这在别人是可以的，但经历了漫天风雨的我，是要不得的。旧有的几位，年龄渐渐大了，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缘。妙峰去了美国，正宗去了菲律宾。续明在灵隐寺，有十几位年轻的台籍学生（还有几位是从军中退役下来的）；三年后，又在精舍成立福严学舍。但在续明的经验中，似乎福严学舍没有灵隐佛学院时代的理想。其实，这不是别的，只是年龄长大，不再是小沙弥那样单纯了！人越来越难得，精舍的少数人，常觉曾应仁俊同净兰若的要求，一再的推介过去，似乎也渐渐的少了。
我逐渐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可思议的因缘，启发了我，我在内修与外弘的矛盾中警觉过来，也就从孤独感中超脱出来。所以说：「古今事本同，何用心于悒」！五十三年（五十九岁）的初夏，我移住嘉义的妙云兰若，恢复了内修的生活，但那是个人的自修。我偶然也写一些，又把它印出来。但没有想到有没有人读，读了有没有反应。我沉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写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覆讲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
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是没有什么大裨益的。内修要集体的共修，仁俊曾发表「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的理想。我惭愧自己的平凡，福缘不足，又缺少祖师精神，但热望有这么一位，「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为佛教开拓未来光明的前途！
在台湾，为了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学，曾有过两次的「半天课」，但都因此而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扰。不能怪别人，应该是由于我的不善处事吧！
四十四年（五十岁）：智性长老在宝觉寺传戒，演培代表我去参加戒会。下年春，两位年青的新戒比丘──能学与传谛，来住福严精舍。精舍那时是典型的学团，我虽略有讲说，而主要是自己阅读研究。这两位新戒，没有佛学的基础知识，怎能自修呢！我与精舍同人商议，请法师们发心，于四十五年下学期起，为他们二人每日讲半天──两节课。这样，「半天课」就开始了。消息传出，新竹年青的尼（或准备出家的）众，有六、七人来旁听，威仪与程度也还不错。演培与一同寺玄深谈起，尼众无缘进修佛法，太可惜了！这样的激发、鼓励，「新竹女众佛学院」，就于四十六年秋，在一同寺成立了。我与演培负正副院长名义；学院的教师，由精舍法师们负责；住处及经济生活，由一同寺负责。（后来感觉到：学生要有女众来领导，才邀香港的黄本真来台，负监学的责任）。学院成立，我要离开善导寺的因缘也成熟了。我向善导寺护法会辞职，不能说内心的真情，而说「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育）务（善导）寺务，两难兼顾」。就这样，引起「相当程度的困扰」。台北的信徒们，当然希望我长在台北，这才能多多听闻佛法。而玄深的作风，有几位女信徒，并不赞同他，所以我离台北而回新竹的辞职理由，有人竟说我「一心一意为尼姑」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但因此引起少数信徒与玄深间的磨擦，使我为难！
四十六年冬，学院中有一位孙姓的学生要出家，玄深劝我为他剃度，我以没有女众的道场来推辞。他说：「将来住在一同寺好了」。我就这样的为他落发，取名慧瑜。我在大陆出家来二十多年，都住在男众的道场。到了台湾，为了觅地建筑，才往来女众的一同寺，对台湾佛教广大的女众（出家的与斋姑），没有什么了解。第二学期，为了服饰与威仪，学生以出家尼众为限；这样，学生有五、六人出家了，我也收了慧理出家。后来，本真也剃度了，名慧莹。其实，我没有尽到对弟子的义务。我住在福严精舍，四十七年（五十三岁）起，每年去菲律宾三、四月。从我出家的弟子，与一般学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夏季，新竹女众院已三年要毕业了。那时，我有一意见：尼众教育，最好由尼众来主持，可以更为理想。如办一高级班，培养几位能领导、教学的尼众，而比丘在必要时从旁协助，那不是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吗？玄深也相当同意，只是一同寺要进行建筑，无法兼顾，所以热心的介绍到台北的平光寺，这是他师兄的道场。四十九年底，台北的慧日讲堂也落成了，精舍的法师，有几位去台北，所以玄深的建议，倒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这样，慧瑜等就去平光寺住；慧瑞、慧钰也剃度而住到平光寺去。在高级班的筹备进行中，觉得住持没有受过尼众教育，可能在见解上不易融洽，所以我不再主动推进而停止下来。
高级班不办了，那慧瑜他们也不宜这样长住下去了。当四十五年我的肺病沉重时，台北（主要是台湾）的少数信徒，买下临沂街的一所静室，供养我作休养的场所。现在长住慧日讲堂，身体也好多了，所以将临沂街的静室出售，转购离慧日讲堂不远，建国北路的一楼一底：慧瑜他们也就移到这里来住。早晚课诵，经济生活，都自立而与讲堂无关。那时的慧日讲堂，是名符其实的讲堂。一年的四季（晚上）讲经，短也在半月以上。一年三次法会，星期日共修，都有开示。住在建国北路的慧瑜他们，当然会按时来讲堂参加。他们白天，都住在建国北路。我忽然想起：他们的程度，还不能自己阅读进修，整天无事，可能烦恼会多些。不如在讲堂里，上午开两节课，让他们能多多充实佛法。这样，第二次的「半天课」又开始了。佛法，由讲堂的法师主讲，并请一位叶老师教授国文。开班以后，除慧瑜他们外，还有二、三位信女来旁听，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我依佛法的立场，创建福严精舍与慧日讲堂，不是看作自己私有的。我有「内修外弘，两不着实」的感觉，决定三年后退位，另选讲堂住持。精舍与讲堂，我当然可以长住的，但建国北路，决不是慧瑜他们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为他们建一清净的小型精舍的构想。而且，我是出家于普陀山的福泉庵，为时局所限，不能回去探望，下如称之为福泉庵，以纪念师恩。这一决定，托曾慧泰居士等代为择地，终于在银河洞附近，费了十万余元，购得一处附有农田的山地，非常清净，这应该是很理想的。
地买定了，有慧观乐助伍千元。我提到建筑福泉庵，大陆来台的女信众，都没有表示；新竹精舍的法师，也有不同意的。我警觉而加以探究，大概年轻的女尼，不懂得处世应对，不能得到信徒的好感。特别是「半天课」以来，不论白天、晚上（讲经时间），信众来讲堂，建国北路的几位女尼早已来了。讲堂的比丘法师不多，信徒们可能有男女众杂处的感觉。为了这，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二月初，召集了一次七、八人的集会，也有新竹法师来参加。在会谈中，竟引出一件意外的信息。四十八年秋天，为了慧日讲堂的建筑，我与演培在平光寺，聚集了十多位信众来商议。末了，演培起来说：「慧泰与慧教，年高而不能太辛苦了。筹款的事，台湾信徒，希望李珠玉；大陆来的信徒，希望周王慧芬，多多发心联络推动」！这原是我体谅年高者的意思，但引起了误会。慧泰提出了这番旧话说：「自己年高而没有用了」！我问：「那为什么这样热心的为我找觅建地呢」（不买地岂非就没有事）？他说：「师父交待我，我当然要去做呀」。我理会到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尊重大家的意见，福泉庵不再建筑了。建国北路方面，过了二月十九的观音法会，决定解散」。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慧瑜他们知道了，当然心情苦恼，到那里去呢？大家集体同行，（杨白衣介绍）借住台南的菩提寺；约四个月后，又移住赤崁的净华寺，以后才渐渐分住了。我听了玄深的话，开始收女众为徒，自己不能多教导，让他们自立。回想起来，总有一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
建国北路（房屋后来卖去，在嘉义建妙云兰若）的人事解决了，但银河洞那边的这块地，怎么处理呢！我想：买地的钱，是我拿出来的，但这到底是以前信众供养的，我还是结个善缘吧！谁要在那边建佛院，我就无条件的给他。首先，乐观长老要建一道场，我带地去看地，并把所有权状交给他。只要他决定在那边兴建，我就办赠与手续。但后来，乐老觉得路小而又上高坡，运费倍增，自己无力兴建，将所有权状还我了。五十四（或五）年，慧琳去海会寺安居，认识了明彻，两人情投意合，想建一精舍，好好修行。慧琳与明彻来见我，希望我赠给他们。我同意了，他们就在那边山坡上，建立妙慧精舍。二人的风格很特殊，在漫长的二十年中，不收徒弟，也没有什么信徒。到了晚年，两人忽而意见纷歧，纠缠不清。唉！如没有佛法的正见、正信，也许会说：这块地是使人一直困扰的地呀！
我来台湾以后，曾去过日本、美、泰、高棉、菲律宾、星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与泰（及高棉），是去出席佛教国际会议的集体行动；去美国是为了养病，所以说到出国游化，那只是菲律宾与星、马了。
去菲律宾的因缘，主要是妙钦的关系。四十一年冬，性愿老法师就托施性水等来邀请。到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 ，我才初次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那时，妙钦去锡兰深造，我是住在华藏寺。正月中，曾在信愿寺（七天）、居士林（三天）说法，听众还能始终维持。居士林的施性统、刘梅生居士，邀我去南岛弘法。曾在宿务、三宝颜、古岛、纳卯说法。在宿务──华侨中学操场的晚上说法（三天），听众最多，这是吴陈慧华居士（一般人称之为「屋婶」）的号召。我来往宿务，就是住在吴府的。慧华是极虔诚的一位善女人，在宿务有良好的声誉。南岛的一月，正是热季，多少辛苦了些（回来病就渐渐重起来）。但宿务的说法因缘，有一意外收获，那就是慧华与梅生共同发起了创办普贤学校。后来，唯慈一直在那边服务。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夏天，我又到了马尼拉，正宗同行。那时，妙钦已经回菲了。这一次，是为性老讲经祝寿而去的。我讲的是『药师经』，由妙钦译为闽南语。菲律宾的佛教，由性老开化，时间还不久。僧众少而又是都从闽南来的，还保有佛教固有的朴质。我那时的印象，菲岛的佛教，是很难得的。信愿寺自性老退居以来，由瑞今法师任住持，也好多年了。那时已向性老辞退，而寺务还在维持。性老在郊区，又另建华藏寺。性老有二寺合一的构想，合一应该说是好事，但信愿寺住持还不曾解决，二寺联合的住持，应该更难产吧！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推为二寺的联合上座（住持）。我不是闽南人，在我的心目中，这里的佛教，总是要闽南大德合力推动的。我只能看作机器的润滑油，偶然一滴，希望能顺利的推行下去。从四十八年到五十年，我都来菲律宾一趟。弘法是虚名，对寺务──二寺合一的工作，也因人少而仅有形式。如要说做些什么，那只有促成能仁学校的成立了。瑞今、善契、如满、妙钦诸法师，都热心的想成立一所学校，由信愿寺来支持。对于办学，性老是从来不反对的。但闽南的法师们，似乎非常的尊敬前辈，没有性老肯定的一句话，也就不敢进行而一直延搁下来。我觉得，这是容易的，一切齐全，只缺一滴润滑油而已。我以「大众的决定」为理由，向性老报告，性老也没有话说，能仁学校就这样的开始进行。学校成立以来，信愿寺全力支持，由妙钦去亲自指导，听说已由小学而办中学了。我应性老的邀请而往来菲岛，并不能符合性老的理想。而对妙钦的良好建议，我也没有能实行。回忆起来，好似有什么亏欠似的！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天，我去了星、马。星、马，我应该早就去了的，特别是四十七年，星、马的佛教同人，知道我到了马尼拉，就联名来邀我，我也准备去了，但结果没有去。因为，一、我早有去星、马的可能，但有人忠告我：星洲的政治情况复杂，千万不要去，以免再引起不必要的困扰。这次，我是决心不管这些而要去了。但星洲政局，恰在这时候变化，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胜利了；那时是联共的，连党名也加上「人民」字样。趁这个时候赶着去，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合时宜。二、金门炮战发生了，我身居海外，觉得情况严重，我应该回国与大家共住。其实台湾的人心，非常安定。就这样，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对星、马佛教同人的那番热心，我非常抱歉，这也许因缘还没有成熟吧！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演培在星洲成立般若讲堂，定期举行落成开光典礼，请我去开光。我那时身心渐衰，已失去了游化的兴趣。但演培一次一次的函请，我一定不去，以过去的友谊来说，似乎不好意思了。去吧！就约常觉也去。
在星、马，有的是厦门相识的道友，如广洽、广义、常凯、广周、广净、广余……；本道是戒兄；优昙与竺摩是老同学；胜进与明德法师，曾多次通信，而对我作道义上的鼓励。般若讲堂的演培、隆根，那是不消说了。印实师弟而外，还有慧圆、慧平等前年（五十五年）来台湾依我出家的好几位弟子。我一向是平淡的，无事不通信的。大家相识而没有过分亲密，也就没有什么大障碍。所以星、马的游化，在平和的情况下，到处受到亲切的招待。
这次在星洲，主要为五十八年正月，星洲佛教总会为我安排的，假座维多利亚大会堂的两天讲演，讲题是：『佛法是救世之仁』。又在弥陀学校说法。我去了印实为纪念先师而成立的清念纪念堂，又去了先师旧住的海印寺。曾在般若讲堂，举行了几次归依。陈爱礼女士，也就在这一期间，归依并受了五戒。这次在星洲，见到了闽南长老转岸老和尚，见面时异常的亲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总会会长宏船法师，恰在病中疗养，没有能作多多的晤谈。
本道戒兄为我办好了手续，我就从星洲去马来西亚，首先到了槟城。这是一个有名的花园都市，风景优美，我就住在竺摩法师的三慧讲堂。在讲堂讲了一部『心经』，也曾在菩提中学讲演。由此到怡保，晤见了胜进与宗鉴法师。然后上气候凉爽的金马仑；本道老要在这要开建大道场。陪我从金马仑下来，到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见到了镜盦法师。普陀山鹤鸣庵广通老和尚派下的盛慧，那时已老病龙钟（与我是亲房同辈），也难得的见到了。然后到马六甲，会到了对佛教有能力、有热心的金明、金星两法师。又经麻坡，峇株巴辖而回到了星洲。在怡保、吉隆坡、巴生、马六甲、麻坡，都有一次或两次的演讲，只可惜我的语言不能畅达。近一个月的时间，经这么多的地方：访问、应供、讲话、长途汽车旅行，我的身体竟然维持了下来，我也有点感到意外了！
在星洲时，广义法师提议，愿意为我发起筹措出版的费用：印实也要举行法会，以法会的所得，为我作出版印刷的费用。我觉得，在星洲受到佛教同人太多的优待，而自己不曾能在此多结法缘。这么做，会被误会是为了化缘而来的，所以我辞谢了。我深感二位对我的好意！
六十一年（六十七岁）：腊月二十一日，在顾世淦居士的陪同下，我乘飞机去美国。我六十年冬的大病，虽脱离危险期，但一直衰弱而不能恢复。美国佛教会沉家帧居士邀我去美国静养，所以这是为了休养而去的。中途经日本东京，在旅馆休息二天，仅与圣严、吴老择等相见。第三天到了纽约，第一次坐了轮椅出机场。在纽约，见到了乐渡、敏智、仁俊、妙峰、浩霖等多位法师。我住在纽约长岛的菩提精舍，多承日常法师的照顾一切，过着清幽安静的山居生活。住了半年，体重从四十二公斤而增加到四十六公斤，身体是好得多了！在纽约时，受沉居士的供养，他劝请我长住纽约，为我办理居留证──绿卡。在医院检查肺部时，知道四十多年的宿疾全愈，可说是难得的喜讯！旧历六月底，由日常陪同返台。回国以后，身体又瘦弱下去，不能如期回美，可说辜负了沉居士的一番好意！（去美国是为了养病，说不上弘化，这只是附录于此。）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正月十七日，我乘机抵菲律宾马尼拉，住大乘信愿寺；明圣随行。在我多次出国中，这是自动出国的一次。去年秋季，马尼拉有人来访，知道妙钦患有肝病。知道我的病得张老居士治疗而有效，所以请我代为介绍，没有经过诊断，也据口述病情而取了一服药回去（据说没有服用）。今年，知道病情更重了。想起当年他对我的了解与支持，怀念下已而特地去探望他。每日去医院小坐，正如『学谱』所说：「别来十五年，倍觉亲切，相对默然。偶尔闲话佛门家常，正不知为喜为忧也」！他的病是没有希望的，我总是说些安慰话。那时，妙钦还是能仁学校的主持者，每为校务而挂念。所以我约瑞老同往董府，劝云卿──贤范出来负责校务，贤范终于答应了。这一消息，使妙钦放下校务的系念。二月十二日，与妙钦、瑞老等相别，顺便去新加坡，住般若讲堂。妙钦终于在三十日去世，我写了一篇『我所不能忘怀的人』，以为纪念。这次在星安静的注了二月，四月十七日才返台。
六十六年（七十一岁）：我又到了星洲。这次的因缘是：金马仑是马来西亚的名胜区。山上有三宝寺，本道老法师去年才修建完成。本老今年八十嵩寿，受教内长老们的劝发，所以传授三坛大戒为纪念。我与本老有同戒的关系，所以请我任说戒和尚。八月初四日出发，在吉隆坡机场候机，巧遇戒德学长等，也是为了传戒而来的，所以同机抵星。初九，与星方参预戒会的大德们，同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晚宿观音亭，出席盛大的欢迎会。次日，大家一齐上金马仑三宝寺 。戒会于八月十六日开堂，九月初四日圆满。星、马地区，戒子不多，所以戒会相当清净庄严。每与本老晤谈，谈到这次戒会，深感事务方面的问题多多！戒会圆满了，我再到星洲，安静的住在般若讲堂。在星期间，促成演培编定『谛观全集』，我写了『谛观全集序』。十月初六日回台湾，『谛观全集』也就在台湾出版。
六十九年（七十五岁）：八月十一日，我又到新加坡。这是弟子慧平的自度庵易地重建完成，请我去主持开光，所以这次是住在自度庵的。开光那一天，法会盛大庄严。一向居住的般若讲堂，已由隆根继任住持，我也去住了两天。演培辞退了般若讲堂，移住在女子佛学校舍。我去演培那里，觉得地址小了些，演培也正在筹划择地建筑。八月二十八日就回到台湾，这是我出国最后的一次。
有人问我：你是浙江人，为什么从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我也觉得因缘是微妙的。现在回忆起来：师父是闽南人，师弟（还有徒弟厚学）也是闽南人。自己到闽南来求学，也一再在闽院讲课。而妙钦、妙解、常觉、广范、广仪、正宗，都是闽南人，而有过较长时间的共住；而我所游化的，是菲律宾及星、马，也是以闽南大德为主的化区。我虽不会与人有交往的亲密，而到底也有了这么多的道友。一切是依于因缘，我想，也许我与闽南有过平淡的宿缘吧！
来台湾定居，有缘的人不少。有缘，不只是欣喜，而也会苦恼的。佛法说：「爱生则苦生」；为了爱护，或过分的热心，……也会引到相反的方向。因缘，原来就是有相对性的。善男子当然也不少，而所以要写几位有缘的善女人，那因为留下些值得回忆的因缘。
1.慧泰：在我来台湾不久，住在善导寺。一天傍晚，我忽然走向大殿，看看流通处（大殿西南角）。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衣着朴素，行动缓慢的进寺来。礼了佛，问旁人：香港来的法师，是在这里吗？有人就为他介绍，向我顶礼。看看时间不早，说：「我明天可以来请开示吗」？我说：「可以」。他就缓慢的走了。他的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而极不安宁。我想：世间真是多苦的世间。
他再来时，说自己姓曾，过去是办教育的。为了学校，曾请政府依法惩处不法者。但他的爱女，忽然卒病死了。这是他的罪恶，害死了他的爱女。为了爱念女儿，就悔恨自己的罪恶，在爱而又悔的苦恼中，不能自拔，问我有没有救度的方法。我为他略示佛法的因果正理：为维护教育而依法惩处，即使执法者过严，也不能说是你的重大罪恶。死亡的原因很多，但依佛说，决没有因父母而使儿女病死的道理。夫妻也好，父母与儿女也好，都是依因缘而聚散的。如因缘尽了，即使没有死，也可能成为仇人或路人一样。经过几次开示，神情逐渐开朗而安宁起来。后来归依了我，法名慧泰。我从不问信徒的家庭状况，到第二年（四十二年）初夏，才知道慧泰是立委曾华英。
慧泰的个性很强。慧泰对我，对精舍，特别是对仁俊，可说爱护备至。但也许护法的过于热心，也不免引起些困扰。好几年前，幼儿有病，使他非常的困恼。广钦和尚劝他逃，慧泰问我，我说：「有债当还，逃是逃不了的」！他终于坚 忍的支持下来。
2.慧教：这是一位青年就学佛的，勤劳俭朴，多少能为信众们介绍佛法的善女人。他原是月眉山派下，法名普良，沿俗例也有徒众。他大概是在基隆归依我的，法名慧教。后来移住到台北，往来也就多了。他有领导信众，主持道场的热心，所以读了我的『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觉得非常好。在慧日讲堂的筹备中，他非常热心，与慧泰也谈得来。他以为：福严精舍是为法师们建的，慧日讲堂是为在家弟子建的。这与成立讲堂的意趣，不完全相合，所以热心听法，而多少要不免失望了！
3.宏德：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秋天，苏慧中居士（也是一位难得的善女人）陪他来听经，首先有一条件，只听经，不归依。我对慧中说：「讲经是为了大家听法，好好听就得了」。每次来听，都有儿女相陪。来了就听，听了就去，我也没有与他谈话。到了讲经圆满，他才进来坐一下，并问有关静坐的问题。后来据慧中说：他家是开毛纺厂的，先生意外的去世了。有事业，儿女还小而丈夫就去世，这是难免会忧苦增多的！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元旦，他去新竹参加福严学舍的毕业礼，请求归依，法名为宏德。那年秋天，来嘉义妙云兰若。谈起有人劝他共建道场，我说：「如奉献三宝，就要多些人来共同发起。如将来自己也想去住，那就以人少为妙」。不久，他胰肠炎复发，危急到准备后事了。他说：「那时自知无望，也就没有忧怖，一心系念三宝。忽而心地清凉宁静，人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到醒来，病情迅速消失，连医生都感到意外」。于是他感到三宝的恩德，人生的无常，急急的建成了报恩小筑。大殿不大而庄严，是他与女儿们设计的。报恩小筑的建设，为了报答亲恩，也为自己的长斋学佛着想。五十四年（六十岁）春落成；第二年我也住到报恩小筑，他（住在家里）时常来礼佛。到五十八年（六十四岁）秋天，我回到妙云兰若，已住了三年多了！
宏德对我的四事供养，过于优厚，使我有点不习惯，但说他也没有用。他为我出版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我要去星、马，他就自动的备办了小佛像、念珠等，让我拿去结缘。他的承事供养，胜过了对父母的孝思。他的婆婆、姑母、二姑、二女儿，连初生的长孙，也结缘归依，全家都叫师父。我要离开小筑，一再劝他请法师供养，他固执的不愿意。以不归依为条件而来，而又自动的归依了，这只能说是有缘了。
宏德为了事业（先生去世，他就没有去顾问），为了儿女，经常有些困扰。也许与性格有关，坚强中略有些忽遽的神情。现在儿女都渐渐长大了，个个聪明能干。我想，不要几年，如儿女全都长成而独立，他应该能更安祥地奉佛了！
人生的聚散无常，真如石火电光那样的一瞥！
与我共住较久的，现在是：演培在星洲福慧讲堂；妙钦与续明死了；仁俊在美国弘法；妙峰在纽约成立中华佛教会；印海在洛杉矶成立法印寺；幻生也游化美国；常觉也离开了福严精舍。其它是演培与续明领导的学生，虽在精舍住过，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觉。我缺少祖师精神，没有组织才能，所以我并不以团结更多人在身边为光荣，而只觉得：与我共住过一个时期的，如出去而能有所立──自修，弘法，兴福，那就好了！
我与演培、妙钦，在二十九年底就相见了。演培苏北高邮人，可说是与我共住最久的一人！从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对福严精舍与善导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时，由他代为维持法务，可说是帮助我最多的一人！我一向以平凡的标准来看人，演培是有优点可取的。他热心，为了印『印度之佛教』，他奉献了仅有的积蓄。预约、出售『大乘佛教思想论』的余款，乐助为福严精舍的增建费。他节俭，但并不吝啬于为法，或帮助别人。他的口才好，声音也好，所以到国外去宣讲佛法，到处有缘。于佛法也有过较深的了解，如能一心教学，教学相长，偶尔的外出弘化，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他多少有苏北佛教的传统，与我一样的缺乏处众处事的才能（缺点不完全相同）。他的处众处事，如遇了顺缘，就不能警觉，往往为自己种下了苦因。他有点好胜、好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如为名而珍惜自己，不正是善缘吗？他自从辞退了善导寺，似乎非要有所作为不可。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一念吧！人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希望能在不断的经验中，能从佛法的观点，容忍的、警觉的去适应一切，创造一切！
对我一生帮助最大的，是妙钦。我与妙钦在四川共住的时间，不过两年多，所以，以其说由于共住，不如说由于思想倾向的相近。他曾编『中国佛教史略』（后由我改编），『初机佛学读本』。他对佛学，有条理，有思想。文字、讲演、办事，都很好。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共同理想，也可说是促成他去菲的一项因素。三十八年就去了菲律宾（又去锡兰深造多年）。大陆变色，他将为佛法的热诚，寄望于菲律宾的佛教，希望能从性愿老法师的倡导中，有一新的更合理的发展。但性老有为法的热心，观念却是传统的；我虽去菲律宾，也不能有所帮助。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心情不免沉闷。四十九年起，负起了主导佛教创办的能仁学校的责任。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是不能尽如人意的。唯有本着能进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才能不问收获而耕耘下去。他的「心情不免沉闷」，使他在六十五年，因患肝病而去世了。他是我所不能忘怀的一人！
续明，河北人。共住汉院的时间并不长。从雪窦寺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起，才一直在一起。四十二年春，续明来台湾编辑『海潮音』。四十五年秋，我要住结核病院，有切除肋骨的打算，这才与他（正在灵隐寺掩关）商量，要他移到精舍来掩关。四十七年冬，我从菲回来，又以时常要出去为理由，请他接任精舍的住持，一共维持了五年。从雪窦到台湾，他始终给我很多的帮助。续明是外貌温和而内性谨肃的。对自己的弟子与学生，特别关切，真是慈母那样的关护。对沙弥与女众的教导，没有比他更适宜的了。他曾亲近慈舟老法师，所以掩关以来，有了重戒的倾向。他主办灵隐佛学院，首先调查灵隐寺受具足戒者的人数，他是想举行结界诵戒的。寺方怀疑了，几乎一开始就办不下去。其实，何必顾问寺众呢！五十年初，主办福严学舍，建议全体持午。这不但有旧住者散去的可能，而且慧日讲堂没有持午，讲堂与精舍，不将隔了一层吗？他嫌我不支持他。这些不能说是缺点，只是从小出家于寺院（以小单位为主），不能关顾到另一方面而已。续明的身体，看来是很实在的，然在香港就有脑（？）病。全力关护于学院学生，病也就越来越重了。五十三年，辞卸了精舍的住持，作出国的游化活动，却想不到竟在印度去世了！他正在香港、越南、星、马游化，又以出席佛教会议而死在佛国。如死后哀荣也是福报的话，那与我有关的学友，连我自己在内，怕没有比他更有福了！
仁俊，是在香港净业林共住了一年多的。在与我共住的人中，仁俊最为尊严，悟一最为能干！仁俊的志趣高胜，所以不能安于现实。过分重视自己（的学德），所以以当前自己的需要为对的，绝对对的，需要（即使是自己过去所同意的，所反对的）就可以不顾一切。
仁俊是四十四年初到精舍来住的。我四月上旬从菲回来，他早有过住中坜圆光寺的打算了。四十五年秋，我将住结核病院，请他为大家讲一点课，他不愿意，听说碧山岩要请法师，就自动的去了（碧山岩如学，曾说我不爱护徒孙，不肯派法师去。不知道这是要自己需要才有可能的）。起初有十年计划，后修正为五年。据说：读了戒律，知道比丘住比丘尼寺是不合法的，感到内心不安。要碧山岩为他另行（离远一些）建筑，否则住不下去。四十七年底，他来参加灵隐佛学院的开学礼，大家知道他住不安了，也就劝他回隐院讲课，他就这样离开了碧山岩（住了二年多）。隐院（续明主持）还是住不安，四十八年秋季开学期近了，课程早排定了，他却一走了事。先到碧山岩，要求住过去住过的地方。不成，就由高雄的道宣介绍，住屏东有规模的尼众道场──东山寺（不肯为众说法结缘）。可能是五十年秋季，仁俊回到了精舍（大概是续明约他回来的）。年底，演培、续明、仁俊，自己商量定了，再由我与大众，在精舍举行了一次会议，议决：五十三年春，精舍由仁俊主持，讲堂由演培主持。这是仁俊自动发心，而又当众承认通过的。我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当然是欢喜了。这一次的决议，仁俊与演培，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三年，仁俊自己建立同净兰若。五十七年，仁俊又有去德山岩（尼寺）掩关的准备；终于在六十一年，到美国游化去了。非建不可的同净兰若，应该又有不安之感吧！这当然不是为了经济，而应该是不能「同净」。仁俊的志性坚强，情欲与向上心的内在搏斗，是怎样的猛烈、艰苦！在这末法时代，是很难得的！然在他的性格中，没有「柔和」，不会「从容」，只有一味的强制、专断，而不知因势利导。「柔和」与「从容」，对仁俊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仁俊与演培，为什么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一年底，信敬仁俊而与我有缘的曾慧泰，为仁俊购置了土地。精舍的法师而值得人信敬供养，我是只有欢喜的。不过我立刻告诉慧泰：仁俊法师自动发心要主持精舍，并经会议决定，不要因此而起变化。五十二年（国历）七月，仁俊来信，说要兴建静室。我请他履行诺言，对精舍，你要这么办就这么办。自行化他，在精舍还不是一样。但是，非自建不可。起初，曾慧泰还说（仁俊说）：「不会在未得导师允许前兴建兰若」，而到底在慧泰等护持下兴建了。就这样，自己发心，而又为自己的需要而取消。演培为什么不履行诺言？他给续明的信上说：「讲堂，我应回来为导师分担一分责任的。但台北的大环境，我实在不能适应。况且曾居士最不愿意我负讲堂之责的。……想来想去，以延期回台为是」。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因缘！护法们对学团内的学友，有缘或者没有缘，原是免不了的。由此而引起学团的从分化到分散，总不免感到意外！
我的写作，有是自己写的，有是听讲者记录的，还有我只是列举文证，说明大意而由人整理出来的。既然说是我的作品，当然要自负文责。如我有所批评，对方当然也会批驳我，我以为：「受到赞叹，是对自己的同情与鼓励；受到批评，是对自己的有力鞭策：一顺一逆的增上缘，会激发自己的精进」（『法海微波序』）。所以，我受到批评，除善意商讨外，是不大反驳的。如淡思的『读「谈入世与佛学」后』，黄艮庸的『评印顺着「评熊十力新唯识论」』等，我都没有反驳，所以在写作中，纠缠不已的论诤，可说是没有的，我只是「愿意多多理解（佛法）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游心法海六十年』）。这里所录出的，是篇幅较长或有特殊意义的。
二十年（二十六岁）：到厦门闽院求学。上学期，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虚大师曾有评论）。下学期，到了福州鼓山涌泉寺，写有『评破守培上人「读唯识新旧不同论之意见」』。这一年，可说是我写作的开始。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上学期到武院，为了探阅三论宗的章疏，也就写了『三论宗传承考』，『清辨与护法』。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下学期，到了四川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年来，周继武一再发表论文，以为『起信论』与唯识学相同，贤首法藏误解『起信论』，乃成诤论。虚大师嘱为评论，所以写了『周继武居士「起信论正谬」』。
二十八年（三十四岁）：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我对有关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评正，我受命写了『吾国吾民与佛教』。── 出家来近十年了，部分的写作，都没有保存；还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连自己也忘了（ 署名「哑言」的『三论宗传承考』，可以保留） ！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住贵阳的大觉精舍，写成『唯识学探源』一书，进入了认真的较有体系的写作。
三十年（三十六岁）：上学期，回住汉院。江津的支那内学院，发表『精刻大藏经缘起』；虚大师要我评论，我写了『评「精刻大藏经缘起」』。这一学期，以力严笔名，发表『佛在人间』，『法海探珍』等，突显了我对佛法的观点。又为演培、妙钦、文慧讲『摄大乘论』，笔记稿就是『摄大乘论讲记』。
三十一年（三十七岁）：住合江县的法王学院。那年，写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上学期，为学生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演培笔记，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下学期起，为演培等讲『中论』颂，到下一年才讲了，由演培笔记，成『中观论颂讲记』。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在法王学院。去年十月，虚大师见到『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度佛教流变之概观」，撰『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敬答「议印度之佛教」』。大师在这一年八月，又写了『再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一篇『无诤之辩』（文已佚），寄给汉院虚大师，表示只是表示个人的见解，不敢再劳累大师。
与汉院续明等通函讨论大乘，后改编为『大乘是佛说论』。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上学期在法王学院。汉院妙钦写了『中国佛教史略』寄来，我加以补充整编，作为我们二人的合编。唯识学者王恩洋，发表『读印度佛教书感』。他对我的『印度之佛教』，相当同情，但对「空」，「有」的见解，大有出入，所以写『空有之间』作答。
夏末秋初，回汉院。为同学讲『阿含讲要』，光宗等笔记，此即『佛法概论』一部分的前身。又为妙钦、续明等讲『性空学探源』，妙钦记。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武院。法舫法师作『送锡兰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以为印度教融化佛教成大乘；上座部才是佛教嫡传。我不同意这一看法，所以写了『与巴利文系的学者论大乘』。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在武院，写了『僧装改革评议』。初夏，到奉化雪窦寺，与续明、杨星森等，编纂『太虚大师全书』。编纂期间，为续明等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讲记） ，又讲『中观今论』，都由续明笔记。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春，在雪窦寺，继续完成『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我写了『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及『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上学期，在厦门南普陀寺，成立大觉讲社。将『阿含讲要』补充改编为『佛法概论』，为讲社同学讲说。
夏末，到香港。住大屿山宝莲寺；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十月初，移住新界粉岭的觉林，开始『太虚大师年谱』的编写。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太虚大师年谱』完成后，三月移住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为演培、续明等讲『大乘起信论』，演培、续明笔记为『大乘起信论讲记』。自己写了『佛灭纪年抉择谈』。
四十年（四十六岁）：移住新界九咪半的净业林。为住众讲『胜鬘经』，成『胜鬘经讲记』，又讲『净土新论』，都是演培与续明笔记的。自己想写一部『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并开始着笔，断断续续的写了一些。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住净业林。为住众讲「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绪言』，『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这四篇，由仁俊笔记，但在预计中，这是没有讲圆满的。了参在锡兰，译南传的『法句』，我为他写了『法句经序』。
秋天，到了台湾，住台北善导寺。写了『华译圣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我到了台湾，环境有些变化，多数是为信众讲的，有些讲稿也没有整理的必要。长篇的写作等于停止了，写的与讲的，大都发表在『海潮音』。
四十二年（ 四十八岁）：十一月，主持善导寺佛七，每日开示，常觉记为『念佛浅说』。
这一年，我写了『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学佛三要』，『佛法与人类和平』，『信心及其修学』，『自利与利他』，『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慈悲为佛法宗本』，『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佛书编目议』等。
四十三年（ 四十九岁）：年初，在善导寺讲而追记为文的，有『我之宗教观』（ 原题为『佛法之宗教观』） ，『生生不已之流』，『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解脱者之境界』。秋天，在善导寺讲『药师经』，由常觉、妙峰笔记，成『药师经讲记』。
这一年，写了『以佛法研究佛法』，『点头顽石话生公』，『佛法有无「共同佛心」与「绝对精神」』？『我对慈航法师的哀思』，『大乘经所见的中国』，『我怎样选择了佛教』，『大乘三系的商榷』等。『大乘三系的商榷』，是应默如学长的商讨而写的，年底又写了一篇『读「大乘三系概观」以后』。
四十四年（五十岁）：去年底到菲律宾，新年在岷尼拉大乘信愿寺说法，『佛教对财富的主张』（后改题『佛教的财富观』，贤范、小娟合记）等。二月抵宿务，假华侨中学说法，有明道记的『切莫误解佛教』等。四月初，由菲返台北，讲『菲律宾佛教漫谈』，常觉、妙峰记。
在新竹福严精舍，为学众讲『学佛之根本意趣』，印海记。『慧学概说』，『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常觉记。岁末，因病在台北静养，与常觉等闲谈，常觉记为 『福严闲话』。
这一年写作不多，仅有『欲之研究』，『佛钵考』等。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写了『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说到真常论』，『龙树龙宫取经考』；『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关系』，是应『中国佛教史论集』征文而写的。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六月，讲『泰国佛教见闻』于善导寺，常觉记。
这年的写作，有『美丽而险恶的歧途』，『太虚大师菩萨心行的认识』，『教法与证法的信仰』，『北印度之教难』，『舍利子释疑』。并应星洲弥陀学校的请求，为编写『佛学教科书』十二册。下学期为福严精舍同学讲『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作『楞伽经编集时地考』。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冬，应善导寺住持演培法师请，在善导寺讲：『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佛教之涅槃观』，『修身之道』，都由慧莹笔记。这一年，写了『宋译楞伽与达摩禅』，『论佛学的修学』。
四十八年（五十四岁）：去年年底，到王田善光寺度旧年，才完成了『成佛之道』。这部书，起初（四十三年）在善导寺共修会，编颂宣讲；四十六年下学期，又增补完成，作为新竹女众佛学院讲本，又为偈颂写下简要的长行解说：到这一年的年初才脱稿。
十二月，写『发扬佛法以鼓铸世界性之新文化』。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为邓翔海居士等讲『楞伽经』。讲此经已三次，因缘不具足，没有成书，仅留有『楞伽经』的科判──五门、二十章、五十一节。
五十年（五十六岁）：作『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
五十一年（五十七岁）：夏，讲『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于台北慧日讲堂，后追记而写成『宝积经讲记』。九月底，在慧日讲堂启建药师法会，每日开示，能度记为『东方净土发微』。
这一年，写有『论真谛三藏所传的阿摩罗识』。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七月，盂兰盆法会期间，讲『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能度记。冬季，讲天亲菩萨所造『往生净土论』（本名『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后由顾法严记，名『往生净土论讲记』。
本年青年节前后，台北和平东路某教会信徒，夜访于慧日讲堂，并赠『新旧约全书』，希望我研究研究。我与『新旧约』别来已三十余年，所以回忆而写出『上帝爱世人』，『上帝与耶和华之间』。因香港吴恩溥牧师的批评，又写了『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三月，于慧日讲堂讲弥勒菩萨造的『辨法法性论』，后由黄宏观记录，成『辨法法性论讲记』。
四月初八日，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关，恢复内修生活。阅览日译的『南传大藏经』；然后对『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的部分写作，扩充为『说一切有部为主 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进行改写。
这一年的写作，有『汉明帝与四十二章经』；关中写的『论提婆达多之破僧』，『阿难过在何处』？『佛陀的最后教诫』。
五十四年（六十岁）：掩关期间，写有『王舍城结集的研究』，『论毗舍离城七百结集』。教内人士，有提倡改穿南传佛教式的一色黄，所以写了『僧衣染色的论究』。
四月初八日出关。夏天，在台北慧日讲堂，讲『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后由杨梓茗记录为『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住报恩小筑。夏天，写了『法是什么』。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住报恩小筑。那年是虚大师上生二十周年，作『略论虚大师的菩萨心行』。读淡思的『太虚大师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之地位及其价值』，深有所感，所以写了『谈人世与佛学』，以「大乘精神──出世与入世」，「佛教思想──佛学与学佛」作线索，表达些自己的意见。
秋天，长达四十五万字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脱稿。在理想中，这是分别重写『印度之佛教』的一部分。淡思──张曼涛评论为：「在现代文献学的方法上，本书或不免还有些缺陷。 ？？但在爬梳与理清旧有的汉译文献来说，可断言：已超过了国际上某些阿毗达磨学者」。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住报恩小筑。写了『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年底，抵星洲，住般若讲堂。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在星期间，曾讲『佛法是救世之仁』，慧理记（后与香港所讲，慧轮所记的，综合为一）。写『人心与道心别说』。
夏初返台湾。香港韦兼善教授，将『成唯识论』译为英文，我钦佩韦教授为学的精诚，写了一篇『英译成唯识论序』。中秋前，我重回嘉义妙云兰若。年底，费时两年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五十六万字）脱稿。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这一年，写成了『中国禅宗史』──『从印度禅到中华禅』。『精校炖煌本坛经』，是附带写出的一部。这部书的写出因缘，是意外的。去年，中央日报中副栏，曾有『坛经』是否六祖所说的讨论，引起论诤的热潮，参加的入不少。我没有参加讨论，但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值得研究一下。我觉得，问题的解决，不能将问题孤立起来，要将有关神会的作品与『坛经』炖煌本，从历史发展中去认识。这才参阅早期禅史，写了这一部；得到道安、圣严法师的评介。
六十年（六十六岁）：春，写了『神会与坛经』，这是批评胡适以『坛经』为神会及其弟子所作而写的。夏天，深感身体的不适，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略述一生出家、修学、弘法的因缘；似乎因缘已到了尽头。不久，也就大病了。
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十月，移住台中市校对『妙云集』的静室，隐居养病。那时，因『中国禅宗史』，得日本大正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引起『海潮音』的一再评讦，所以辞去『海潮音』社长名义，并发表『我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一文。
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脱稿。这是意外的一部写作。在台中静养时，偶然阅览『史记』，见有不少的古代民族神话。扩大探究，从不同的民族神话而知各民族的动向，及民族的文化特色。费了一年多时间，写了这部书；意外的身体也好转，体重增加到五十公斤了！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我觉到身体衰老，对从前要将『印度之佛教』，分别写成多部的理想，已不可能实现。所以选择重要的，从部派而发展到大乘佛教的过程，与初期大乘多样性而趣入佛道的一贯理念，去年来开始作一重点的论究。
六十九年（七十五岁）：三月底，『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八十多万字的写作，时写时辍，经五年而完成。论究的问题不少，资料又繁多，这部书不免疏略。然大乘菩萨道，有重信的方便易行道，有重智慧或重悲愿的难行道，而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动力，「是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以自己探究所得的，「为佛教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者，提贡一主要的线索」。本书出版后，评介者有杨惠南与万荣勋居士。
七十年（七十六岁）：四月底，『如来藏之研究』脱稿。这是重在如来藏、我、佛性、自性清净心──真常论的早期思想；融摄「唯识」（心）而成「真常唯心」，还没有多说。七月，写了『论三谛三智与赖耶通真妄』──读『佛性与般若』，这是对牟宗三的著作，引用我的意见而又不表同意所作的辩正。
七十一年（七十七岁）：七月初，『杂阿含经论会编』完成。吕澄的『杂阿含经刊定记』，早已指出：『瑜伽师地论』「摄事分」（除律的「本母」），是『杂阿含经』的本母，但内容过于疏略。我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明确的对比排列，但还小有错误（现已改正）。所以重新论定，断定『杂阿含经』缺少的两卷，原文是什么。将『杂阿台经』的「修多罗」部分，与论文并列。经文的「祇夜」、「记说」部分，也一并排列；并附入我的『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于前。在比对配合等过程中，心如等给以很大的帮助。日本名学者水野弘元评论为：「印顺法师说之『杂阿含经』一文，不论就其组织型态，乃至其复原层面，都是极其合理的！其评审、确实及其整合等点，都远远超逾于日本学者的论说」（关世谦译『杂阿含经之研究与出版』）。
七十三年（七十九岁）：九月初，三万余字的『游心法海六十年』脱稿，叙述自己的学思历程与写作。十二月，『空之探究』脱搞，从佛法、部派、般若经，到龙树论而完成缘起法即空（性）即假（名）的中道。
七十四年（八十岁）：三十一年所写的『印度之佛教』，我想分别的写成多少部，所以没有再版，台湾也就少有人知道这部书。『妙云集』出版以后，知道 的人多了，抄写的，复印的，私下出版的，看来这部书终究非出版不可。五月里，我把这部书，修正文字，改善表式，有些错误而应该修正的，附注参阅我所作的某书某章某节。这样，我又写了一篇『印度之佛教重版后记』。
「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是佛法发展演化中的主要动力。在发展中，为了适应信增上人（也适应印度神教），施设异方便，对佛法的普及民间，是有功绩的。但引起的副作用，使佛法演化为「天（神）佛一如」，迷失了佛法不共神教的特色。为了思想上的澄清，八月起，着手于『方便之道』的写作，已写了「佛法」、「大乘佛法」部分，约十五万字。由于体力日衰，想到应该先写的，就停止下来。
七十五年（八十一岁）：一生的写作，感觉到对佛教没有什么影响，当然也多少有人赞同，有人批评。所以搜集起来，编为『法海微波』，作为一生的纪念文章。
七十六年（八十二岁）：我对印度佛教，已写了不少，「但印度佛教演变的某些关键问题，没有能作综合联贯的说明，总觉 得心愿未了」，所以去年秋季以来，即开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到今年七月中旬才完成，约二十七万字。
七十七年（八十三岁）：七、八月间，忽从一个「心」字中，发见、贯通了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也就扼要的写出了（三万多字）『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
七十八年（八十四岁）：我的著作太多，涉及的范围太广，所以读者每不能知道我的核心思想。因此，三月中开始写了『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三万字），简要的从「印度佛教嬗变历程」，说明「对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而表示「人间佛教」的意义。夏、秋间，又写了『读大藏经杂记』，『中国佛教琐谈』。八十年（八十六岁）：『大智度论』是龙树所造，鸠摩罗什所译，这是中国汉译保有的大论，也是我「推重龙树，会通阿含」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知道外国学者，有否认是龙树造的，或想象为罗什附加了不少。只是身体衰弱，不能长篇写作，引为遗憾。暑假期中，得到昭慧同学的赞助，我才搜集资料，分别章节，口述大要，由他笔记整理成大约六万字的『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并于「东方宗教研讨会」上发表。
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写了『「印顺法师对大乘起源的思考」读后』。这是对「在家主体」意识者误解我的意见而写的评论。
八十二年（八十八岁）：写了『大乘起信论与扶南佛教』，『「我有明珠一颗」读后』。
八十三年（八十九岁）：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是六十年夏天写的，到现在已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年中，虽说没有什么可写的，但到底过了这么久的岁月，也有多少可写的。所以去年腊月起，虽大病出院不久，对旧作作了补充，或时日的修正，另成一部『平凡的一生（增订本）』（编入『妙云集』下编十『华雨香云』的『平凡的一生』，照旧不改动）。
我的写作，就是这一些了。写作的动机，虽主要是：「愿意理解教理，对佛法思想（界）起一点澄清作用」；从『妙云集』出版以来，也受到佛教界的多少注意。然我从经论所得来的佛法，纯正平实，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行，是纠正鬼化、神化的『人间佛教』。这一理念，在传统的现实而功利的人心，似乎是撒种在沙石中，很难见茁壮繁盛的！自己的缺少太多（见三十一节），壮年没有理想，晚年当然也没有过分的希望，尽自己所能的写出而已！
我的写作与讲记，几乎都是自己出版的。自己既没有资金，又没有组织，没有人力物力，出版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我的写作与讲记，竟一部一部的印出流通，这可说是殊胜因缘所成就的。我应该次第的写出来，以表示对护持者的谢意 ！
民国二十八年（三十四岁）：我在四川汉藏教理院。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这部书有不利佛教──歪曲、丑化的部分，要我给以评正。我写了一篇『吾国吾民与佛教』。汉院的同学们，热心把他印成小册，分赠各界。这可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但只是小册，我也没有保存。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十六万字的『印度之佛教』出版，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蒙学友们的热心赞助，以「正闻学社」名义，在重庆印行。那时，我在合江法王学院，不能亲身去处理。蒙达居（仁慈）愿负起出版的任务，周贯仁助理校对。但在这部书的排校过程中，曾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原来承印者，是没有印刷厂的，交给别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价逐渐上涨中，真正的承印者，没有利润可得，排不到三分之一，就搁了下来。预定出书期到了，竟渺茫得毫无消息。不知怎样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属于军部的印刷所主管，曾经出家而后来参加革命的。他见了这部书，竟自动发心，愿意帮助完成这部书的出版。排印纸张费用，照原价计算。素不相识的某君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更忘不了这一不思议因缘。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我回到汉院。冬天，『唯识学探源』出版。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秋天，我从开封回到武院，就设法在汉口出版『摄大乘论讲记』（二十七万字）。由汉口佛教正信会吕九成居士介绍，交某印刷厂排印，校对由我自己负责。但我住在武昌，所以约定：每天十六页，初校到三校，彼此都以挂号邮寄，邮费由我负责。但是厂方寄了三次初校，就不再寄了，只好过江到印刷厂探问。原来印刷厂是小型的，没有这么多铅字，不能继续排下去。不得已，只好约定：我每日午后过江，先初校，改正后再校、三校，十六页当天完成（印刷）。这样的辛苦了四十天左右，才告完成。费了大约四十天的整个下午，每天往返 ---坐二次渡轮，四次人力车，还要从初校到三校。这是唯一自己校对的书；经过这部书的出版，才知道从校对到出书，问题多多，是并不容易的。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中国佛教史略』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编九『佛教史地考论』）。这是我与妙钦合编的，由上海大*轮书局印行流通。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三月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由大*轮书局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夏天，我到了香港。妙钦从马尼拉汇来印刷费，所以『佛法概论』十月中在香港出版。
以上这几部，出版时都征求预约。以后感觉到：预约的大抵是人情，所以此后不再预约，卖得书来再印书了！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这一年，在香港出版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中观今论』，『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今分三部分：『青年佛教运动小史』，『青年佛教参访记』，编入『妙云集』下五『青年的佛教』；『杂华杂记』编入『妙云集』下十『华雨香云』），『性空学探源』，『大乘是佛说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太虚大师年谱───七部。其中『中观今论』，是香港香海莲社发心印行的；『太虚大师年谱』，是太虚大师全书出版委员会出版的。
四十年（四十六岁）：出版了『佛灭纪年抉择谈』（今编入『妙云集』下九『佛教史地考论』），『净土新论』（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大乘起信论讲记』。这三年在港出版的书，凡是自己出版的，都由演培、续明负责，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等一切事宜。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出版了『中观论颂讲记』，『胜鬓经讲记』，由续明（也有学友相助）负责校对等事。『佛法概论』也在那时再版，有我当时的（如上）相片。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 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在香港重版的时间不详，可能是我秋季离港后，续明继续出版的。
这是我来台湾以前的出版情形：重庆三部，武昌一部，上海二部，香港十五部。写作而自己出版，要有经费，而我是没有钱的，那怎能出版呢？一、筹印『印度之佛教』，在抗战艰苦时期，实在不容易！亏得演培学友的大力赞助，才能出版。二、性觉（俗名郭朋）、续明去西康修学，遇到一位虔信佛法叫商人史建侯，二人称誉我，并说到我的『摄大乘论讲记』，因而引起史居士的发心，乐助这部书的出版费（法币拾捌万元），我才能在汉口出版了这本书。三、三十八年春去菲律宾岷尼拉的妙钦，不久就寄了一笔印行『佛法概论』的费用来港，书也就在十月出版。四、法舫法师是武院的老学长，我二次到武院研究，他都是武院的主持者，所以也是我的老师。他在香港时，为居士们赞叹我的『中观今论』，所以香海莲社会发心出版这部『中观今论』。五、槟城的明德法师，自愿筹款印行『中观论颂讲记』。寄来的印费有余，再印了『胜鬘经讲记』。我与这位远地的法师，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曾通过信，不知他听了谁的称誉『中观论颂讲记』而自动发心赞助，因缘实在希有！从上面所说看来，共同研究的学友，师长，远地的法师，居士，都为我的著作出版而发心，纯为佛法的弘扬着想，出钱出力，没有丝毫的功利观念。这是使我感动，使我永续的为佛法而奉献身心。只是不能推动佛教，使佛法有良好的进步，不免心生惭愧！
来台湾以前的写作与讲记──长篇的，可说都已出版了。出版书，总是希望有人阅读的，所以每部书出版后，除了部分赠与有缘人外，在四川时，由汉院流通处代为流通。抗战期间，纸张太差，印刷也不理想，所以离四川时，只带了『印度之佛教』二十册回来，偶尔赠送，也就没有了。留在汉院的，再也没有想起。香港出版的，除『中观今论』，『太虚大师年谱』，由出版者流通外；其它的书，香港由东莲觉苑代为流通。台湾方面，每本书出版，总是寄一部分到善导寺流通处，那还是李子老主持的道场。在这时局动荡不安的时刻，流通量当然不大 。四十二年，我决定定居台湾。五月返香港，东莲觉苑存书，承全部折价付给我，以后也就不再烦累流通了。台湾善导寺流通处，也将过去出售的结算给我，继续代为流通。这笔书款，除保留部分作为出版费外，一部分作为修建福严精舍的费用。十年来不断出书的时代过去，在台湾将是另一形态的开始。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冬天，我主持善导寺的弥陀佛七，每日开示，记为『念佛浅说』（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由善导寺护法会印行结缘。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佛法概论』修正后，重版流通。
四十四年（五十岁）：『药师经讲记』出版。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选些论文及讲录，编为『人间佛教』，『学佛三要』，『以佛法研究佛法』，『顽石点头』──四册。自己深感近年来的多障多病，所以编印四册，是以结缘为主的。前三册，除『人间佛教』改为『佛在人间』，都已编入『妙云集』下编，但内容已有所增加。『妙云集』中没有保存『顽石点头』名目，内容分散编入下编各部。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秋天，『成佛之道』出版，在我的写作中，这是流通量较大的一部。以上这几部的出版，负责出版校对者，我已忘记了，大抵与当时『海潮音』的编校者有关，也有住在善导寺的人帮助。我的书，起初在善导寺校对流通。台北慧日讲堂在五十年落成后，就将书运到慧日讲堂，由住众法师一人负责流通。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修身之道』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六『我之宗教观』）。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九月，『宝积经讲记』出版。『上帝爱世人』与『「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香港与曼谷的佛弟子，把他印成小册结缘。
五十三年，我来台湾已十二年了。建寺院，出国，弘法，尽做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比之早年的专心佛法，真是得不偿失。这样，（国历）五月二十三日，就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室自修。虽掩关只有一年，但又将进入法义深观的另一境界。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六月，『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四十五万字）出版。常觉学友负责校对；乐助出版费的，是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这一年，又出版了『谈人世与佛学』（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 ）。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冬，开始编集『妙云集』，到六十二年秋末，经四年而全部出版。这是将我过去的写作与讲录，除大部的『印度之佛教』等专着外，总合的编成字体、形式等统一的大部。全集分为三编：上编是经与论的讲记，七册；中编是十万字以上的而独立成书的，如『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六册；下编是各种文字的类集，十一册──全集二十四册。上编与中编，是容易编定的，先以上编的『胜鬘经讲记』付印；下编，到六十年夏天，才分类编定。
六十年（六十六岁）：三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五十六万字）出版。六月，『中国禅宗史』（二十八万字）出版。
『妙云集』的出版，有不少难得的因缘。一、五十八年初，我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一趟，承各位长老的惠与，善信的供养，可说收获丰盈，这才决定这部书的出版。在出版过程中，香港三轮学社的邵黄志儒，特地送了港币参万元，使印费不致困窘，这是意想不到的胜缘。二、据说台中的价目要便宜些，所以决定在台中出版。为了校对的便利，在台中市南区，购了一处小型的静室，这就是我后来在台中养病的地方。三、最重要的，还是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的人员。慧润是依我出家的弟子，身体的健康很差。他从学院毕业回来，就让他去处理校对，出版的事务，多少活动，可能身体会好些的。起初是慧润一个人；五十九年，他的同学性滢来了；六十一年，又有依道来。大家都是同学，共住一处，负起了这部书的出版任务。至于我自己，除了书的先后编列，确定字体，负责印刷费用外，一切由他们去处理，我是不大顾问的。
我出版的书，起初并不畅销，直到『妙云集』出版，才有较多的人知道，因『妙云集』而进入佛法；社会经济又日渐丰裕，『妙云集』的流通量，也渐渐的提高了。在『妙云集』出版过程中，还同时出版了两部书：一、『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由性滢、慧润校对，也请慧琦、慧瑛助校。二、『中国禅宗史』，也由性滢等校对。
六十年（六十六岁）秋末大病，不死不活的过了两三年，才慢慢恢复。虽然我的业缘末了，以后还有写作，但进度不免迟缓了。以后出版的，有：
六十四年（七十岁）：十月，『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由菩提树杂志社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一册）。同时，『古代中国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三十四万字）出版。这是有关中国文化的，华冈出版社出版，出版费用自备。书中有不少的甲骨文等古老文字，要另行刻印，所以出版费用偏高，收入而不敷支出的，只有这一部。七十九年元月，以正闻出版社名义再版流通。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往生净土论讲记』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一册）。
七十年（七十六岁）：五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出版。这是费了五年的时间，一千三百余页的钜着；再加索引，不下九十万字。校对方面，性滢、依道、慧润外，又有心如同学来参加校对，并检查引文的出处，文句的是否正确。索引方面，得到洪启嵩、温金柯、黄俊威、黄启霖居士的发心。这一年的十二月，『如来藏之研究』出版。校对与索引，由依道等四位负责。
以上各书，除『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外，都是在台中出版的。在书籍的出版，流通方面，有一重大改变。从民国五十年，台北慧日讲堂成立以来，我所有出版的书籍，主要是依慧日讲堂流通的。当时流通量不大，所以请一位讲堂的住众发心处理，如宏印、显如等几位，都曾负过这一任务。不过时间长达二十年，发心负过责的，我也不能完全想起来了。书的出版，起初是用没有实际组织的「正闻学社」名义；后来也有用我自己的名字；到『妙云集』出版，印海学友也在慧日讲堂建立正闻图书馆，我也就以正闻出版社名义出版。到七十年，才在台北正式成立正闻出版社，与印刷厂联络及日常事务，主要是由住在北部的性滢；以后有书出版，也就在台北了。校对方面，虽然性滢以外，慧润等渐渐移住到高雄、屏东，但校对主要还是依赖他们。对于这，我有些感想：自己福德薄，又没有摄受人的善巧，所以写作的出版，能得到学友们的代为处理，总有喜出望外的感觉。在香港出书，是得到演培与续明的助力；在台湾出版『妙云集』以来，都依赖性滢，依道，心如，慧润──四位。我对人平淡，对他们是与住众一样的。我信任他们，后来我几乎只是把书稿交给他们，我就不问了。演培等来汉院共住而相识，性滢等只由于慧润的同学关系。佛学作品的出版，是为了宣扬佛法，大家都是为此而努力。我为此而写作；代为记录的也如此；与厂方接洽，校对出版的，代为流通的，也都是如此。在三宝的护持下，都自动的愿为佛法而努力。有人以为：我对佛法各部分，早已明白确定了，只是一部接一部的写出而已，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虽对佛法有一发展的全程概念，如要写某一部分，还是在研求，补充或修正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写作一部，对这部分问题，有更为明确深入的理解（所以我曾说：阅览不如讲解，讲解不如写作）。我相信，记录的，负责校对的，在与佛法不断的接触中，对佛法也会有所进步的。所以写作与出版，我与协助我的，都是在佛法中奉献，在佛法中求进修而已！
以后在台北出版的，有：
七十一年（七十七岁）：五月，『辨法法性论讲记』出版 （今编入『华雨集』一册 ）。
七十二年（七十八岁）：九月，『杂阿含经论会编』（三册）出版。这是『杂阿含经』与『瑜伽师地论』『摄事分』（解说抉择契经部分）的会编，不能说是我的作品，但所费的心力、时间不少。「经」方面，次第倒乱的，缺佚而以余经编入凑数的，都从研究中改正过来。「论」方面，有有论而没有经的，经研考而知是出于『中阿含经』，也有属于『长阿含经』的；也就因此论定为本来是附编于『杂阿含经』，后来才编入『中』、『长阿含经』的。另外又写了一篇『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约四万伍千字），附编在卷首。
七十四年（八十岁）：三月，『游心法海六十年』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五册 ）。七月，『空之探究』（十八万字）出版。
七十七年（八十三岁）：四月，『印度佛教思想史』（二十九万字）出版。
这可说是我对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研究的结论。
七十八年（八十四岁）：二月，『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三册）。八月，『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出版（今编入『华雨集』四册） 。
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八月，『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由东宗出版社出版。
八十二年（八十八岁）：一月，『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日译本，由正观出版社出版。
四月，『华雨集』全部五册出版。有些是六十年大病以前的作品；有些是『妙云集』出版以后的写作，短篇或长篇，有的还没有发表的。这部书编好后，将原稿交给正闻出版社，确已好久了，但序文说：「民国七十八年一月，序于南投寄庐」（即今永光别苑），时间未免过早。「一月」可能是十一月，脱落一「十」字的校讹，因为这篇序，不可能较『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写出更早的。
一生的写作、记录而已出版的，就是这些。愿以这些书的出版，报答三宝法乳的深恩！
我没有精究律藏，没有通晓律意，适应现实的深一层认识，所以我没有特别主张。而对沿习下来的佛制祖规，我也没有什么反对。对于台湾近四十年来的传戒运动，我也参加过，那只是随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冬天，我因性愿老法师的邀请，以祝贺者的心情，到了厦门。在戒期中，也讲了几次通泛的开示。授具足戒时，我与先师念公，都参加戒坛为尊证，这是我与傅戒因缘有关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岁）夏天，台中宝觉寺智性长老来福严精舍，邀我参与冬期传戒，担任教授。那时，我病势渐重，我说：「智老！这是我应该随喜。只是我病体不知怎样，怕临时误了戒会」。智老还是要请我，并且说：「如法体欠佳，可以推人代表」。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终日躺着静养，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白圣法师在临济寺传六十寿戒，邀我担任尊证。问起时间，恰好是预定应台南市佛教会的邀请，作七天弘法的时间，不凑巧。白圣法师说：「那末，推代表好了」。我当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秋天，贤顿法师（白圣法师同来）来，说起临济寺传戒，邀我当尊证。那一天，我正在感冒发烧，这是就会好的，所以我答应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渗血四、五天，饮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请印海去代表。两次都没有能亲自参与临济寺的戒会，只能说因缘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台中慈明寺传戒，请我任得戒和尚。不过，我是看作慈明寺传戒，我不过随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圣印来，说起为了满足智性老的遗愿，要举行第三次戒会。传戒要向中国佛教会转呈申请，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时，智性老已经去世，所以圣印要我出个名字去申请。演培也帮着说，好吧！就作个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请吧！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真的要传戒了，那就只好当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实，圣印要我当得戒和尚，一开始就错了！
在五十四年的华僧大会上，有人提了一个革新传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实际的提案，横竖是行不通的，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大家也都随便的通过了，由中佛会转呈政府备案。圣印用多年来的传戒制度，发出通知，筹备一切。大概离戒期不过（或不到）两个月了，政府核准了传戒的新办法。中佛会召集会议，要圣印去列（出）席。这一下，圣印可着急了。后来经中佛会会议通过，这次筹备不及，姑且通融采用旧制度。不过受戒者的资格，如神经失常，盲哑残废，绝对不得受戒（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不久白圣法师回国，离戒期不到一月了，认为应严格执行政府核准的规制。圣印来报恩小筑看我，我主张：中 佛会是中国佛教的最高机构，遵从教会的意旨是不会错的，这又不是你出尔反尔。戒弟子多少，有什么关系！圣印当然有些事实困难，不可能像我那样的无所谓。后来由中佛会特派专员，去慈明寺审查受戒者的资格。那天晚上，我没有在慈明寺。听人说：有新戒起来说话，辞锋相当锐利，审查者是并不容易答复的。就这样的审查了一会，也就算了。世间事是不可思议的！慈明寺戒期还没有终了，中佛会会议决定：新规制窒碍难行，呈请政府，还是采用老规矩。这个新方案，与慈明寺传戒相始终，似乎有了慈明寺传戒，就有新规制的必要一样。圣印请我当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口舌。但由于中佛会要推行新规制，那些想受而还没有受戒的，怕再没有受戒的机会，大家发心来受戒。慈明寺戒会，受出家戒的多达四百二十五人；中佛会的新规制，起了号召大家来受戒的副作用，世间事真不可思议！我是个无事人，一向信任因缘，由因缘去作决定好了！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我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任尊证。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三月初，应嘉义天龙寺心一和尚的礼请，传授在家的五戒与菩萨戒。戒会期间，并主持大殿 重修落成典礼。
六十四年（七十岁）：三月初四日起，黄陈宏德于报恩小筑，传授五戒及菩萨戒，礼请我为传戒和尚。受戒者人数不多（四十八人），但戒会清净庄严，与一般的兼事经忏，广招供养的风格不同。
六十六年（七十二岁）：八月，应马来西亚本道戒兄的邀请，参加金马仑三宝寺三坛大戒的戒会，任说戒和尚；羯磨与教授，由竺摩，演培二位担任。十六日开堂，九月初四日圆满。
六十七年（七十三岁）：台北市松山寺，是道安长老所兴建的，蔚为台北名刹。道老定于六十七年，传授三坛大戒，但不幸于六十五年腊月初圆寂。继任住持灵根法师，为了满足道老生前的遗愿，仍按时举行戒会，礼请我为得戒和尚。戒会于九月二十九日开堂，十月二十六日圆满。
八十年（八十六岁）：新竹福严精舍大殿等，由住持真华重建，于国历十月中落成开光。海外学友演培、仁俊、妙峰、印海、唯慈等，都远来参加盛会。并在精舍举行在家菩萨戒会，由我与演培、真华任三师。
参与戒会，在我这一生中，都不过随喜而已。
佛教的在家弟子，应以佛教的立场，从事文化、慈善、社会福利事业，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萨精神，也能取得社会大众的好感，有利于佛教的流行。所以在家居士而能从事佛教的文化与慈善事业，不论他对我怎样，我都表示由衷的赞叹！
1.台中李炳南老居士领导的莲社，对我有思想上的距离，所以在『佛法概论』事件的动荡中，有台中烧毁我著作的传说。在重信仰的宗教界，这可说是一般的现象。民国五十三年，我辞退了慧日讲堂的住持，要去嘉义掩关时，听说李炳老领导莲社同人，发起建立菩提医院。在那时，这是佛教界难得听到的好消息！我与演培、续明洽商，决定以台币五十万元，乐助菩提医院建院费用。本来，我们只希望，在某间病房中，纪念性称为「太虚室」。但炳老建议：在医院旁，建一座「太虚大师纪念馆」。上层供佛及虚大师的影像与略传，可引导病者及其关系人的信佛；下层供医院使用。炳老的好意，我们当然接受了。五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落成，邀我去剪彩。我本着乐施──与人为善的观念，所以从不问医院的内务，与进行的程度。炳老有良好的风范，莲社有众多的社员，我抱着乐观其成的心情。但起初鼓吹推动的于凌波，似乎渐渐的退却了，多少引起我的疑问。菩提医院建成了，正式开业。由于佛教界缺少（西）医务人才，加上人事的不能和谐合作，阳光乍现的菩提医院，就陷于低沉；不久，等于从佛教界消失了！
2.纽约的美国佛教会，在福严精舍成立「驻台译经院」，这是极有意义而又下免失望的事 。因缘是这样的：五十八年，新竹福严精舍与台北慧日讲堂，在常觉与印海的主持合作下，福严精舍增建了大讲堂与学生宿舍，开办女众的福严佛学院。到六十年夏，学生毕业，也就停办而恢复为男众道场。精舍房屋多而住众少，未能物尽其用，未免可惜！恰好美国佛教会沉家桢居士，读『大宝积经』而充满法喜；希望能译为英文，也就将『大宝积经』的妙法，介绍给英、美等西方人。这一理想与发心，是希有难得的！住在新竹的许巍文居士，与沉居士是德国同学，信函中提及、讨论，而有在台湾办理译经院的决定，进行寻觅土地，建筑设计等工作。我听到这一消息，觉得是大好事，征得福严印海住持的同意后，向许巍文等提议：觅地、建筑，至少还要等一二年时间，不如无条件的，先借用福严精舍的大部分房屋，进行译经工作。在顺利进行中，再觅地建筑，不更理想吗？这一提议，当然得到大家赞同，「美国佛教会驻台译经院」，就这样的在六十年秋季成立了！院长是在美的沉家桢；在台湾有两位副院长：顾世淦主持译务，戈本捷主持事务。当时参加翻译的，有四、五位，现在译介世界佛学著作的许洋主，就是其中的一人。译经院成立不久，我就进入大病、长病的阶段，所以不知成立后的情形如何。偶尔听说，二位副院长间，有些不太协调，那也只是听说而已。可能是六十六年初吧！主持译务的顾副院长辞退了，由张澄基居士继任。『大宝积经』是合编四十九部大乘经而成的，经张副院长的研阅，觉得其中二十八部，更能适合西方人士，因而选定二十八部，没有译出的要翻译，已经译出的再加校定，大家继续为此而努力。六十七年夏，福严精舍性梵住持来说：不知为了什么，译经院决定要迁往北投农禅寺。我以为：我们只是无条件的提贡房屋，欢迎来译经，只希望译业成功。迁移，应有他自身的需要，我们也应该欢喜的送他们。一切都迁移到农禅寺去了。不久，听说译经院宣告停办，这是我所想不到的！据说：精选译出的二十八部，送往美国出版。我不通英文，所以到底有没有出版，也没有知道。不过，七年的时间，动用译务、事务的入不少，所费应该是不少的。如停译而毫无成就，这不免太使人失望了！办医院，译佛经，我们都无条件的赞助过居士们，而结果都等于零。我不会怪那一位，只是为中国佛教界（美国佛教会，也是中国式的佛教）的衰落而惆怅！
3.周宣德老居士对现代佛教的年青化，是有贡献的！虽在『佛法概论』的风波中，他也曾劝我：中国佛教不要提倡日本化，也不要小乘化。那是在无限的谣言中，他也信以为真而已。四十八年，他赞同丘汉平居士的建议，成立大专奖学基金，以引导大专同学的接近佛法，也征得南亭长老的赞同。丘居士当时是中佛会「国际文教」委员，想到我这个空负名义的主任委员，觉得应该征求我的同意。那时，我在菲律宾岷尼拉，宣老就写信给我，叙述情形而希望我赞助。我觉得这是大好事，是引青年学子接触佛法的好方法，所以我表示愿意参加一份。这样，由南老与我、丘、周──四人四份，组成了「国际文教奖学基金会」。但为了免除不必要的异议，又加入一位委员（不负经济），大专奖学，就这样的开始。接着，各种奖学基金纷纷成立，都由宣老负责奖学事宜。五十年，成立慧炬社，发行慧炬月刊，深入各大专院校。大专院校内，成立佛学社团，共六十多所，这可说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动。他有教授资格，是老党员，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这样的成就。有些长老，怪他不请法师去开示，不引导学生来归依，其实宗教色彩太浓，在那时是不太适宜的。是六十Ｘ年吧！宣老从美国给我一封信，大意是：慧炬社已成为大专院校同学集会的活动中心，原有的二层建筑，已不敷使用，决定加建三层，希望我能有所赞助。我回信表示，愿随喜赞助。后来，我派人去台北，带去一封给宣老的信，并台币参拾捌万元（合当时美金一万元）。随喜乐施，是不用宣扬的，所以接近我的人，都不知这件事。七十四年，仁俊等在美国为我祝寿并座谈，宣老提起这件事，被记录而刊登在香港的『内明』，所以我也就说到。从奖学基金而引起成立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使台湾佛教年青化，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没的。在我与居士团体的关系中，这是没有使我失望的一次！现在宣老已去世了，愿继承这一事业的，能永远的引导学生，趋向于纯正的佛法！
我一生多病，过去所患的是肺结核，但没有吐血、咳嗽、潮热等现象，所以引起的虚弱疲累，算不得大病。到了晚年，大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到现在── 八十三年（八十九岁）还没有死，真是「业缘末了死何难」！
民国六十年（六十六岁），住嘉义妙云兰若。春季以来，身体就感到异样的不舒服，这可能是业缘将了的预感，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以为这是我「最后的篇章」了。八月，某日中午，休息以后，照例的起来泡茶。但走不到几步，站不稳而跌了一交，虽没有什么伤害，却出了一身冷汗，身体是越来越虚弱了！
冬天，为了去楠梓慈云寺主持开光，与弟子数人，早一天去高雄。当天去元亨寺、宏法寺，也到澄清湖参观，晚上住千光寺。早上起来，腹部觉得很不舒服，虽去慈云寺主持开光典礼，但午斋只喝几口汤而已。次日，与明圣乘车到新竹圆光寺，本来是要去一同寺主持菩萨戒会的，但觉得腹部病情严重，先请医生诊治。诊断后，医生问我：「你住在那里」？「嘉义」。他说：「那还来得及，赶快回去」！我了解医生这句话的意思，病重得快要死了。明圣着急起来，电话告诉新竹印海、台北真华法师；与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联系，决定我到台北的宏恩医院诊治。当晚到了宏恩，经诊断为小肠栓塞，次日开刀。小肠栓塞，是上下不通，上不能进饮食，下没有大小便。我的体温、脉搏、白血球，据说一切正常，可是手术后十三天，还是上下不通。医生建议非再动手术不可，但我不愿再动手术，因为自己知道，即使再开刀而病愈，但元气大伤，也不能再弘法，为三宝服务了。半生不死的活下去，也只是浪耗信施而已。道源长老来看我，说了些义正词严的好话，我是经不起说好话的人，这才答应再挨一刀。晚上动手术，第四天通气，恢复了上下的通畅，总算从死亡线上回来了。住院三十八天出院，但进院时体重五十二公斤，出院只剩四十六公斤了。病中承善信的关怀，道友的关怀，演培等从海外来台探视，都使我心感！
大病似乎好了，其实问题还严重得很。
1.住院期间，长期的整天注射，手臂露在外面，没有按摩、保暖，所以右手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治风湿关节炎的药，不问中药、西药，多服都是要伤胃的，所以我采用土方：制一只双层── 夹的衣袖，用浸透姜汁（干了）的棉花，放在夹层的衣袖里，不论白天、晚上，天热、天冷，一直戴在右臂上。一方面，右手臂轻微运动，使右手臂的活动空间增大。就这样的保暖与运动，经一年多时间，右手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才完全好了！只是右肩变得比左肩高些。
2.肠部的手术，引起后遗症：上午有三次不正常的大便，吃什么（中、西）药，都不见效。虽饮食、睡眠如常，身体即越来越瘦，到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八月，身高一七六五公分的我，体重竟低到四十二公斤。那时，晚上睡着了就会出汗；颈项与胸部有粘汗，虽然不会滴下来，可是怎样也揩不清净；早起有凉意，等到吃了稀饭，从头面、颈项到胸背，无不大汗淋漓。没有什么苦痛，可是越来越虚弱无力，摇摇欲倒，直觉得到了死亡边缘。但业缘末了，不可思议的因缘又来了。我那时住台北的报恩小筑，上海商业银行的沉居士，来电话说要见我，护病者告诉他：老法师身体虚极，等身体健康些再联络，但沉居士还是来了。他不知报恩小筑的地址，所以请张礼文居上陪来。他见了我的病态，也就没有话好说了。张居士愿意为我诊脉，我虽没有见过他，但在四十三年前后，曾从报上知道：服务于中央信托局的张礼文，治好了一位患肺结核而已病卧不起的患者，所以也就让他诊治。他诊断我是阳虚，开了一剂扶阳的参附汤加减，并说明黑附块的煎法。我只吃了一剂，颈项、胸部的粘汗，就没有了。（从此服汤药，后来改用膏方，膏方的一再修改，到现在已服用二十一年了。）这位不是职业医师的名医，不请自来，使我从死亡边缘活过来，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业缘末了」，那也只有再活下去了。
病总算好转了，身体也硬朗些，但体重还是不见增加。承美国沉家桢居士邀请，在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底，由顾世淦陪同，经日本而到纽约，住在长岛的菩提精舍。安静，空气清新，尤其难得的，是得到日常学友的照顾！在长岛半年，体重增加到四十六公斤；在纽约作健康检查，我的肺结核竟已全愈了，这才由日常陪同回台湾。回来不久，使我长住台湾的李子老去世了。福严与慧日二道场的住持任满，要集众会议通过。见人多，说话多，体重又滑落到四十二公斤。不得已，在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冬，除二三人知道外，隐居到台中南屯路的静室，就是『妙云集』校对出版的地方。起初不见客，不说话，身体才渐渐的恢复过来。静居中，闲来翻阅『史记』，发见些神话化的古代史话，引起研究的兴趣，到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一年多的时间，写成了（三十四万字）『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想不到的，体重已从四十二公斤增加到五十公斤。到这，小肠栓塞引起的病，可说全愈了，但三年半的时间，也就这样的空过了！
「人生无有不病时」，对我来说，这是正确不过的，健康只是病轻些而已。六十四年以后，体重渐增加到五十八公斤，可说是我老健的时代。六十七年（七十三岁）七月，从南屯路移住台中县太平乡华雨精舍。七十五年（八十一岁）冬，身体又感到不适，到南投永光别苑（起初没有名称，我称之为「寄庐」）小住。这里很宁静，山上空气又好，所以后来时常来住；特别是夏天，气候清凉得多。不过身体又越来越差了，下午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多说几句，气就会上逆而咳嗽。七十九年（八十五岁）腊月八日，我还知道腊八粥煮得下太理想。初九早起，坐在床上，摇摇幌幌的倒了下去。再坐起来，再倒下去，亏了明圣的扶持，才能起身到经室中坐。我不知什么病，只是近来有些头痛而已。明圣预定十二日去花莲检查身体，机票也买了。见我的情形异常，怕去花莲而我病情加重，所以雇车送我到大甲蔡博雄医师处，这是经常关心我健康的一位善友。两天后，转沙鹿光田医院，经扫描发现，左脑部有瘀血，需要赶快开刀。明圣向真华法师报告，真华与花莲的证严（慧璋）连系，决定转移到台北的台大医院。台大方面，由曾汉民大夫率车南下沙鹿接我。到了台大，一切已准备就绪，立刻进入手术室，手术顺利完成后，进入加护病房。这几天的事，我完全失去了记忆，连怎样从台中到大甲，我也不知道。但据说：我在大甲时，饮食如常，按时喝茶，还要看报呢！但记忆完全失去了。从加护病房转住病房，五六天后，才完全清明过来。到八十年（八十六岁）正月十五日出院，共住了三十一天。脑部积有瘀血，可能是跌交碰撞而引起的，会发生半身不遂，不能言语，类似中风的病态。亏了明圣要去花莲，才使我免了半死不活──半身不遂，不能言语的病。他要去花莲，是我又一次的难可思议的因缘。出院后，先到大甲永光寺静养，然后回台中华雨精舍。春末，患了带状庖疹，拖了三个月才全愈。
八十年秋天，福严精舍重建落成，我去参加盛大的庆典。人客见多了，引起血压升高，脉搏增快的现象。冬初，去屏东法云精舍小住──这是依道、慧润建立的道场，因鼻过敏而引起鼻炎。回华雨精舍后，发生腰脊骨神经痛，真是起坐为难。在惠民医院电疗，似乎不痛了。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夏天，去永光别苑静养，承真智把日产的小型电疗器给我，起初一天两次──上下午各一小时，后改为上午一小时，腰脊痛渐渐的好了，但这只是控制，病根是不可能断除的。冬初去花莲静思精舍，鼻炎又大发，右！B铏都肿了，凭了一日四次的消炎针，七天才算平复。从脑部手术以来，语言的声音响亮了，见我的人都说我身体好。其实，带状庖疹，鼻炎，腰脊骨酸痛，接二连三的小病，身体越来越衰瘦，到去年──八十二年（八十八岁）春天，体重已只有四十九公斤了。
「生老病死」，老了就不能不病，如眼、耳、牙齿、记忆力等，老年不免多少变化，这就是病呀！一生多病的我，老年病更多。中秋前，回到华雨精舍，在下层肋骨左右连结处（呈三角形向下），偶尔有些痛，也没有注意他。九月二十二日起，那里相当痛，痛到晚上不能入睡，还有发烧现象。二十五日，经王辉明大夫的联络，进住台中荣总医院。经诊断为胆结石，这是算不得大病的。但为了我身体的衰弱，先调理而后（初十日）进行割胆手术，顺便对大小肠调理一下。十月二十四日出院，再经休养，病是完全好了，但体重只剩四十五公斤。到了老年，病越来越多越重，八十九岁（八十三年）的我，不会希望体重增加，而只是由他去瘦吧！又病又瘦，瘦到不能再瘦，那就是业缘了结的时刻，不过以后的瘦与病，不能再执笔记下来了。
今年八十九岁了，思想与行动，都已成了定型，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回忆我的一生，觉得我的一切，在佛法中的一切，都由难思的业缘所决定，几乎是幼年就决定了的。当然，适逢这一时代，这一环境，会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应从出家以前的，理解出家以后的一切。
我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离卢家湾镇二里的农村；俗姓张，名鹿芹。家里有不到十亩的田地，父亲却在一家小南货店里作经理；所以我的家庭，是半农半商的。我生下来就患了一次重病；母亲的身体弱（晚年健壮起来），奶汁不足，所以身体一向就寡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疟疾──四日两头；这在当时，是没有看作什么大病的。身体寡薄，而发育却又早又快，十五岁就长成得现在这么高了。寡薄瘦长的身体，对我未来的一切，应有深切的关系。
我生于丙午年（民前六年）清明前一日。与身分证年龄差了五岁。我又不要逃避兵役，又不会充老卖老，为什么多了五岁？说起来是可笑而可悲的。三十年，我任合江法王学院的导师。晚上去方丈室闲坐，宗如和尚问我：「导师！你快六十岁了吧」！我听了有笑不出哭不出的感觉，只能说：「快了！快了」！三十六岁的人，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我那憔悴苍老的容貌，与实际年龄太不相称。说出实际年龄，是会被外人（在家人）讥笑的。从此，就加上五岁。说习惯了，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开封办身分证，也就这样多报了五岁。我想，身分证不用改了，实际年龄还是改正过来吧！
我只有一个姊姊（出嫁几年就死了），家里人口简单。六岁（民前一年）的六月，我进私塾去读书。民国元年（七岁），跟了父亲去新仓镇，先是进私塾，后进小学堂去读书。新仓镇离我家七里，是近钱塘江的小镇，就是父亲经商的地方。民国四年（十岁）冬天，小学毕业。在家里自修了半年，五年（十一岁）秋天，去离家二十多里的硖石镇──在西山下的高等小学堂读书。我是插入二年级的，七年（十三岁）夏天就毕业了。从正轨教育来说，我从此就失学了。在我的记忆中，抗战期间死于重庆的吴其昌，在台大外文系教学的虞尔昌（酆墅庙人），都应该是我的同班同学。但他们是高材生，我是勉强及格了的。
回忆起来，我的特性──所长与所短的，那时就明显的表现出来。
1.我与艺术是没有缘的。写字、图画、手工、唱歌（还有体操，那是与体弱有关），我在学校中，怎么也不可能及格的；所以平均分数，总不过六十几分。没有艺术气质，所以学过吹笛、拉胡琴，怎么也不合节奏。我也学过诗，诗韵、诗法懂一点，可是哼出来的，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我不会欣赏音乐，也不懂名家字画的好在那里。说话没有幽默感，老是开门见山，直来直往。对一个完全的人生来说，我是偏缺的。
2.七岁就离开了母亲。父亲到底是父亲，生意忙碌，除了照顾换洗衣服、理发外，缺少了慈母那样的关怀。十一岁到硖石去读书，寄宿在学校里，连父亲也不见了。自己还不会照顾自己，不知道清洁、整理。乡下来的孩子，体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学们，产生了自卑感、孤独感，什么都不愿向人倾吐。除了极亲熟的，连向人说话都是怯生生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是我性格的一面。
3.我也不能说没有长处，学校的功课方面，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特别是国文，我是不能说太差的。在高小第三学年，张仲梧先生授国文，我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的作文，善于仿古，又长于议论。一篇『说虎』，曾得到了五十分（满分）加二分。所以在我的性格中，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自卑与自尊，交织成我性格的全体。我不爱活动，不会向外发展，不主动的访晤人。到现在，我也很少去看人的，而只能在安静的、内向的，发展自己所能表现的一面。
4.我从小有一特点，就是记忆的片面性。一部分（大抵是通过理性的）不容易忘记，一部分（纯记忆的）实在记不得。从家到新仓，不知走了多少趟，但自己还是会走错的。直到四十四岁，在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住了近两个月，时常去跑马地识庐。跑马地是电车总站，所以到跑马地下车是不会错的，而从跑马地回湾仔，那就不是下早了，就是过了站。现在进大医院去，如没有人陪从，每每就走不出来。对于人，人的名字（历史人物倒还容易记），也是一样的记不住。有的见过几次面，谈过话，同吃过饭，下次见了，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也难怪有人说我高傲得目中无人了。对于信徒，问他姓什么，一次、两次，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再问了；见面非常熟，就是不知道他姓什么。非要经多次接触，或有什么特殊情况，才会慢慢的记住。门牌、电话，那是从来记不得的。不认识路，不认识人（不要说年龄、生日了），决定了我不会交际，不适于周旋于社交的性格。
从小就身体寡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自卑而又自尊的我，以后当然要受此因缘所局限而发展了。父亲见我是不会生意经的，读书还聪明，所以要我去学医。七年（十三岁）秋天，就开始在一位中医师家里读书，一直到十六岁夏天。我的老师（医师）并没有教我，而只是自己学习。我了解一些医理，但那些纯凭记忆的本草，什么味甘、性温，安神、补元气之类，我实在记不得；记不得，也就失去了兴趣。但什么药能延年，什么药能长生，什么奇经八脉，什么医道通仙，却引起我的兴趣。我默默的将兴趣移到另一面，津津有味的读些『浚性穷渊』、『性命圭旨』、『金华宗旨』、『仙术秘库』、『慧命经』等道书；对『奇门遁甲』，也有浓厚的兴趣。有兴趣，却是不好懂。「欲知口诀通玄处，须共神仙仔细论」，决定学仙去，但当下被父母发见了。这虽是可笑的，但无意世间一般的倾向，已充分表现出来。
父亲见我学仙着了迷，不能让我再这样下去，于是要我到小学里去教书。区立的，教会附设的，私立的小学，从十年（十六岁）下学期起，到十九年（二十五岁）上学期止，整整的九年。对于教小学，我应该是不合格的。我是拘谨而不活泼的；图画、音乐、体操等功课，我是不能胜任的。不能胜任的工作，当然是没有兴趣的。我的兴趣，专心于自己的阅读，但已从丹经、术数，而转到『老子』、『庄子』；『旧约』、『新约』；佛教的经论。我往来于家乡、新仓、袁化 ──二十几华里之间，在破庙里及商务印书馆，求得了几种佛教的经论，没有任何人指导而全凭自修。二十年（二十六岁）到闽南求学，就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二十一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就在闽院讲课，而听讲的，正是我去年的同班同学。这么看起来，五、六年来阅读经论，也有些佛学的概略知识了。
前生的业力，幼年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从完整的人生来说，我是缺点太多了的。以知识、能力来说，我是知识的部分发达，而能力是低能的，没有办事能力，更没有组织的能力。从知识、感情、意志来说，我的知识是部分的，但以自己的反省来默察人生，所以多少通达些人情世事，不会专凭自己的当前需要，而以自己的见解为绝对的。我不大批评人，而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
说到感情，我不知道应用怎样的词句来形容自己。我没有一般人那种爱，爱得舍不了；也不会恨透了人。起初，将心注在书本上；出家后，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么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参道友、信众、徒众，来了见了就聚会，去了就离散，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与我较关切的学友，从来是无事不通信，就是一年、几年，也不会写封人情信，但我并没有生疏了的感觉。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来的；我所记得的，只是当前。我缺乏对人的热情，但也不会冷酷、刻薄。这一个性，情感过分平静，难怪与艺术无缘了。说到意志，极强而又不一定强。属于个人的、单纯的，一经决定（我不会主动的去冒险），是不会顾虑一切艰苦的。我生长河汊交流地区，一出门就得坐船。但我从小晕船，踏上船头，就哇的吐了。坐船，对我实在苦不可言。十九年离家，从上海到天津；又从天津回上海。二十年，从上海到厦门；从厦门到福州，又从福州回厦门。二十一年夏天，又从厦门回上海。轮船在大海中，我是不能饮食，不能行动。吐了一阵，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阵；吐一阵、睡一阵，一直这样的捱到上岸。每次，尤其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比我所生的甚么病都苦痛加倍（我想，这种对我身体的折磨，与出家后身体更虚弱而多病有关）。但觉得有去的必要，毫无顾虑，二十三年秋季，又从上海到厦门了（下年春再回上海）。身体的苦，在心力的坚强下，我是不觉得太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是，遇到了复杂的，困扰的人事，我没有克服的信心与决心。大概的说：身力弱而心力强，感性弱而智性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依佛法来说，我是「智增上」的。这一特性，从小就形成了，我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在来台湾以前，我不能认识自己。我的学友──演培、妙钦、续明们，也不能认识我，不免对我存有过高的希望。来台的长老法师们，也不认识我，否则也不用那么紧张了。我所缺少的太多了，能有什么作为呢？对佛教只有惭愧，对学友们只留下深深的歉意！
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发生的事也发生了，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那就应该搁笔了。幼年业缘所决定，出家来因缘所发展，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呢！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 ｘｘｘ年ｘ月ｘ日，无声无息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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